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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2020年经济工作。从会议传递出的信息看，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提高宏观调控的前瞻性以及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成为明年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向。
动向一、经济稳中向好趋势没变，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仍是明年助力经济发展的“两翼合力”。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变。”政治局会议首先定调了明年的经济基本趋势没有改变，同时，会议提出要用辩证思维看待形势发展变化，增强必胜信心，善于把外部压力转化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强大动力，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
这意味着不管明年的经济形势如何变化，都要继续做好两件事：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这两件事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两翼合力”。
一方面，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重点领域改革。进一步巩固去产能成果，推进优化存量，加快“僵尸企业”出清，统筹推进资产债务处置、兼并重组、转型升级等工作；加快培育发展新产业、新产品、新技术、新业态，并推动传统产业在优化升级中形成新动能；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平衡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精准有效处置重点领域风险，深化金融改革开放，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另一方面，着力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是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动力。近年来，中国显著加大了对外开放力度，采取了一系列重大的推动开放措施。明年，高水平对外开放仍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依托。
动向二、宏观政策继续保持稳健，但“精准滴灌”力度将加大。
在当前国内外形势相对复杂的情况下，如何保持明年经济基本面的平稳也对宏观调控提出了更高要求。
因此，政治局会议明确，要坚持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政策框架，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提高宏观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有效性，运用好逆周期调节工具。
此次针对宏观调控用的几个并列词：“前瞻性、针对性、有效性”，意味着宏观调控在保持定力的同时，将更加注重对关键问题的精准施策，“精准滴灌”的节奏与力度有望加大。
动向三、高质量发展走向纵深，区域经济发展将提速。
2018年12月份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的2019年七大重点工作任务中，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位列首位。
在此次政治局会上则提出，要加快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推动农业、制造业、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提升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从此前单提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到此次提及覆盖三大产业的“农业、制造业、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意味着高质量的发展体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范围更广，要求更全面。未来国内政策也将更加聚焦提升行业高质量发展，使这些行业的供给质量与需求结构升级更好地匹配。
此外，在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会议也提出要“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笔者认为，明年区域经济的发展将会迎来大提速。
从今年政策的发布来看，区域经济发展已取得政策的大力支持，今年2月份，《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发布，规划近期至2022年，远期展望到2035年。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有利于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发展新动能、实现创新驱动发展，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不断增强提供支撑；今年12月1日，《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发布，成为引领全国高质量发展、完善我国改革开放空间布局、打造我国发展强劲活跃增长极的重大战略举措。
1、平抑物价
调控产品供应，控制CPI增幅
2、控制国家经济增长速度，优化经济结构
如控制高耗能企业的上马，加强企业环保审查力度
3、加大力度执行三农政策
农产品价格上调，取消农业税，农业资料补贴等
4、调控房地产价格
控制房地产企业贷款，控制地方政府的不合理卖地行为
5、控制耕地数量
18亿亩红线
6、均衡社会资源分布
十七大报告中第一次提出“让更多人拥有财产性的收入”
7、调整税制结构
类型：自由贸易政策、保护贸易政策和管理贸易政策
影响：实物经济日益和虚拟经济相分离，生产要素得以充分地流动
国际贸易仍将以高于世界经济增长率的速度发展
国际贸易的重点从主要在流通领域转移到国际生产和国际投资领域，使国际经贸发生了质的变化
受“跨国公司”发展变化的影响，国际贸易更多的是部门内部贸易和集团内部贸易，国际市场也日益成为有控制、有组织的市场，国际贸易由比较利益的“互补”向相互竞争的“共生”转变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五大重点是：更加注重结构调整，推动产业结构和产品的 更新换代；更加注重加强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重点是要加强农业和社会的事业；更加注重扩大消费需求，继续引导和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注重挖掘农村的消费潜力；更加注重改善人民生活，特别注意困难群众的生活，加大农村扶贫工作的力度，妥善解决困难群众的生活；更加注重通过改革来解决深层次的体制和机制。
统计部门要研究发布能够反映不同区位、不同类型住房价格变动的信息。国务院各有关部门要根据本通知精神，加快制定、调整和完善相关的政策措施，各司其职、分工协作，加强对各地的指导和监督检查。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积极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的解读工作。
一定调：新局面中的老问题
每年岁末的中央经济会议都是万众瞩目，其最大作用之一，在于揭示高层对形势的研判。从中央经济工作通稿（以下简称通稿）来看，总体结论是内外结合，对内谋求稳定底线，对外强调多边主义。
从通稿定调来看，首先是肯定成绩，尤其强调“制度优势是形成共克时艰磅礴力量的根本保障”、“科学决策和创造性应对是化危为机的根本方法”。
这意味着，关于疫情应对以及2020年整体局势，高层基本是肯定态度。
疫情中，各国面对疫情的表现不一，而中国的表现在国内舆论中得到不少肯定。从经济表现看，中国经济从负增长回归常态增长，一季度同比下降6.8%，二季度增长3.2%，三季度增长4.9%。
这一成绩背后，其实也付出了一定代价。经济恢复基本依靠投资、尤其是基建与房地产的投资，来拉动形成——这意味着，过去的老问题，比如不赚钱的僵尸企业、银行的信贷风险以及更大的金融风险，并没有随着经济恢复而消失。
从国外来看，随着疫苗陆续推出以及拜登当选，困扰市场的最大不确性正在消失，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风险的消散。
我曾经在《徐瑾经济人》专栏中谈到中国经济未来面临的内外趋势，首先是中美纠纷长期化，其次是在国内投资回报率下降。可以说，这两点是中长期趋势，目前并没有根本改善的迹象；这两点最终引发第三点，即城市中等收入阶层的下滑，亦即所谓软阶层社会形成。
也正因此，高层研判国内外形势，结论并不乐观。“疫情变化和外部环境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我国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明年世界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复苏不稳定不平衡，疫情冲击导致的各类衍生风险不容忽视。要增强忧患意识，坚定必胜信心，推动经济持续恢复和高质量发展。”
所谓经济的持续恢复与高质量发展，面对中国经济的老问题，如何处理？这就留给了宏观政策很多想象空间。
二 趋势：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如何走
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通稿来看，宏观政策强调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政策操作上要更加精准有效，不急转弯，把握好政策时度效。”
其中，一句“不急转弯”引发金融机构不少解读。注意，这不是不转弯，只是时机未到。
既然提到急转弯，自然表明决策层已经看到了2020年抗疫形势之下具备必要性的宏观政策，不再应该，也不再能够以原有轨迹继续执行，不论是大幅增长的社会融资总额还是宽松的财政政策，都有调整的必要。以怎样的力度与速度，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进行调整，考验着决策层的智慧，也搅扰着市场人士的忧思。
通稿这样定位财政政策：“要提质增效、更可持续，保持适度支出强度，增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障，在促进科技创新、加快经济结构调整、调节收入分配上主动作为，抓实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工作，党政机关要坚持过紧日子”。
“更可持续”意味着，财政宽松力度将会弱于2020年，这比较容易理解；而保持适度支出强度则封闭了开支下行空间。
对地方政府隐形债务风险的重视得到延续，暗示将有更多政策与措施出台，一方面将隐形债务显性化，另一方面杜绝债务无序违约风潮。
而对货币政策则提出了这样的要求：“要灵活精准、合理适度，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处理好恢复经济和防范风险关系，多渠道补充银行资本金，完善债券市场法制，加大对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绿色发展的金融支持，深化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
“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意味着货币供应量与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比2020年将会出现较为明显的下行，对于市场来说，一个更紧的信用环境呼之欲出，对企业、银行都是挑战。一方面，信用边际收紧往往对应经济上升动力的边际减退，另一方面，银行在此环境中往往需要面对信用大跃进之后资产质量恶化的压力。
“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的表述让之前的担心有所缓解，2021年预期不会重复2018年“去杠杆”政策的做法与力度，也呼应了前面“不急转弯”的表述。
整体来看，2021年宏观经济政策将呈现如下三大特点：
其一，政策更在保持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基础上，增加了“可持续性”，意味着政策目标将兼顾短期和长期的结合，更着眼于跨周期政策设计和调节。
其二，强调政策不急转弯，意味着一方面会转弯，政策会继续边际收紧；另一方面，不会急转弯。前期为经济恢复和内需扩大而采取的扩张性政策，将随时根据实际经济运行情况进行相机抉择、灵活调整，保持相对平稳和有序的退出，“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处理好恢复经济和防范风险关系”，避免出现信用过度、过快收缩所导致的“踩踏”事件以及不良资产过快反弹。针对小微企业的延期还本付息等政策已确定将延期。
其三：强调把握好时度效，意味着政策将更加精准有效，注重观察时机、力度、效果。
一、财政政策：提质增效、更可持续
疫情冲击导致总需求显著降低，制约货币政策有效性。财政政策成为2020年稳定经济发展的主要抓手。回顾2020年，财政政策在总量积极扩张的主基调下，注重平衡增长与改革，优化资源配置格局，着力民生支出，调整产业布局，结构性特征明显。
展望2021年，基于经济复苏与财政平衡考虑，预期积极财政力度有望趋缓，财政政策或回归常态。从表述上看，2019年强调“大力提质增效、更加注重结构调整”，疫情以来则变为“更加积极有为、注重实效”，而目前则重回疫情前的提质增效，又新加了“更可持续”的提法，这是跨周期调节的具体体现。同时，去掉了“积极有为”及“保持适度支出强度”，意味着财政赤字和专项债规模应会有所下降。
具体而言，总量上，经济复苏下“稳杠杆”重新成为政策重心，2020年特殊情境下采取的超常规融资将有序退出。预计抗疫特别国债大概率退场，不再安排发行；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的规模适当缩减，或在3-3.5万亿；减税降费的规模保持平稳、不再增加；一般公共预算赤字率可能适当降低至3-3.5%，广义赤字率或从2020年的10%以上降至2021年的8%以内。而支出方面，基于“十四五”规划“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的要求，预期2021年在上述广义财政收支目标下，基建投资有望实现4%左右增长。
结构上，财政政策作为传统结构性政策，担负着“十四五”开好局的重要任务，从年度部署来看，主要任务从“支持基层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变为“在促进科技创新、加快经济结构调整、调节收入分配上主动作为”。预期财政政策将进行更多结构性安排，比如，在科技创新方面，优化科技类贷款风险补偿机制，强化财政贴息等措施；在产业升级方面，加大“两新一重”领域投资，引导新兴产业发展，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在消费方面，加大民生支出力度，保障就业民生，缓解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
二、货币政策：灵活精准、合理适度
在跨周期调节框架下，货币政策从传统总量政策向“结构性”和“审慎性”转变，同时强调“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精准、合理适度”。回顾2020年，跨周期特点贯穿货币政策全年动向。
展望2021年，伴随经济逐步复苏，尤其是一季度在低基数效应下经济或现两位数增长，预期货币政策将回归稳态，表现为总体中性、结构优化的政策导向。具体而言，总量上，经济持续复苏为宽松货币政策退出提供空间，超常规政策或有序退场，比如，2021年到期的1.8万亿元再贷款再贴现额度中，用于抗疫和复工复产的8000亿元大概率退出；“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11-12%）同名义经济增速（10-11%）基本匹配”，对比10月以来央行提出的“货币供应应和基于潜在产出的名义增速相匹配”略超预期，这预示着2021年社融增速和M2目标增速的收缩幅度会低于此前市场一致预期。但另一方面，作为传统总量政策，货币政策仍承担重要的逆周期调节任务，中期来看，货币政策将基于经济复苏进程，提升逆周期调节能力，适时进行政策微调，总体维持货币中性。
结构上，2021年作为“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预期货币政策将更加突出结构性特征，全面深化市场化利率改革，强化影子银行监管，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优化资源在区域、产业、周期上的配置，助力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此外，“加大对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绿色发展的金融支持”延续的是10月以来央行一贯说法，预计2021年科技、小微、绿色贷款会有较大的政策扶持；相反，房地产贷款则继续受到抑制。“降低社会融资成本”未提及，说明逆周期调节的必要性有所下降，银行让利亦将暂时告一段落。
三、监管政策：严监管态势延续，防风险侧重点凸显
当前经济尚未全面恢复，疫情仍有较大不确定性，叠加经济下行期因素，银行业传统金融服务受限，监管政策将持续引导金融机构加强“两新一重”等重点领域金融服务，持续加大对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民营小微企业的支持。特别是当前房地产作为现阶段我国金融风险方面最大的“灰犀牛”，监管将持续严控银行信贷资金违规进入房地产市场。受经济下行和疫情影响，前三季度银行业共处置不良贷款1.73万亿元，同比多处置3414亿元，新提取贷款损失准备1.54万亿元，同比增长15%。疫情带来的金融风险存在一定时滞，预计有相当规模贷款的风险会延后暴露，未来不良、特别是小微企业不良资产上升压力较大。
2021年，预计监管政策将持续把握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动态平衡，不断增强政策措施针对性、有效性，持续引导银行业做实资产质量分类，备足抵御风险“弹药”，加大不良处置力度，同时要严控增量风险。资金面宽松背景下市场乱象易反弹回潮，一些高风险影子银行业务以新面目卷土重来，未来监管部门将会健全统计监测，持之以恒拆解高风险影子银行业务，聚焦突出问题和风险点，对影子银行和交叉金融业务设立“禁区”，坚决防止影子银行回潮和结构复杂产品死灰复燃。
农业方面：
1921年3月21日颁布《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法令，规定农民交纳粮食税后，剩余的粮食等农产品可以到市场交换物品。粮食税的税额比余粮收集制大为减少，1921—1922年度全国税额比上年度减少43．3%。1922年，政府通过《土地法令大纲》，允许农民自由使用土地和在苏维埃监督下出租土地和雇佣工人。
工业方面：
在坚持发展社会主义大生产和国家掌握国民经济命脉的前提下，将部分国有企业以租借制和租让制的形式转变为国家资本主义企业。1920午11月颁布租让法令，允许外国资本家在苏俄经营租让企业或同苏维埃国家组织合营股份公司。1921年5月。国家把一部分小企业发还原主经营。7月又决定把一批中小工厂和商店租借给本国的合作社或个人。这些租让和租借企业由私人经营，所有权属于国家。承租者必须接受国家监督指导，遵守苏维埃法令，按期交纳租金和一定比例的利润，到期把企业完好地交还苏维埃国家。
流通方面：
废除国家配给制和国家贸易垄断制。在坚持国家计划领导的前提下，实行自由贸易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拓展资料】
可以把新经济政策归纳为下列一系列措施 ：
1、粮食税取代粮食征收制
2、允许农产品自由买卖，从而承认了市场机制
3、在国家保持经济命脉（冶金、运输、燃料工业、石油等）的情况下实行中小企业的非国有化
4、把大工业企业联合成托拉斯和辛迪加，实行经济核算
5、取消劳动义务制和劳动动员，按照产品的质量和数量支付劳动报酬
6、在一定程度上允许私人资本在工业、农业、商业、服务业中自由发展，鼓励合作社，农村雇工和租佃合法化
7、允许外国资本进入，实行租让和租赁；重建银行和税收制度
8、实行货币改革，取消苏维埃纸币，发行稳定的货币切尔文卢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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