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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历史文献对历来同中亚、南亚、西亚和非洲许多国家的陆路交通线路始终不曾概括出一个专用名称，而19世纪以来的许多学者都想弥补这一缺失。1877年，德国著名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vonRichthofen，1833-1905）在其《李希霍芬旅行中国日记》一书中，把“从公元前114年到公元127年间，中国与河中地区以及中国与印度之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路线”称为“丝绸之路”（SilkRoad）。其后，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A.Herrmann）在其名篇《中国与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文中主张，将“丝绸之路”的西端延伸到地中海沿岸和小亚细亚。赫尔曼的观点立刻得到西方一些汉学家的支持，从而逐渐被学术界接受。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西方探险家在新疆、甘肃等地进行考察并发现了古代中国与亚、非、欧交往的许多遗物，并在相关的著作中广泛使用“丝绸之路”这个名称，还把古代中原与西方以丝绸贸易为代表的文化交流所能达到的地区都包括在丝绸之路的范围之内，不仅使“丝绸之路”的概念更加深入人心，也进一步扩大其空间、时间和承载物内涵。这样，“丝绸之路”就成为从中国出发，横贯亚洲，进而连接非洲、欧洲的陆路大动脉的总称。此后相继出现了“丝绸之路”的绿洲道、沙漠道、草原道、吐蕃道、海上道等提法，“丝绸之路”的内涵被进一步扩大。同时，随着中西关系史研究的深入，“丝绸之路”也开始被人们看作是东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的桥梁。于是，“丝绸之路”几乎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代名词。
张骞出使与西汉对丝路的开拓
两汉时期是丝绸之路的开拓时期。自西汉张骞“凿空”西域后，两汉政府对丝绸之路的开拓与经营都不遗余力，这不仅仅是因为商业原因，也不仅仅是为了炫耀国威，更与此时期两汉政府抵御匈奴入侵这一政治兼军事目的密切相关。西汉时期张骞通西域是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中西交流史上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并对后来东西方文明的发展有着深远意义。
西汉初年因国困民贫，对匈奴的入侵大都采取防御政策。经过几十年休养生息，汉武帝刘彻开始考虑对匈奴采取反击。汉武帝获悉，有一个曾居于河西走廊之敦煌、祁连山之间，但已被匈奴驱逐至西方的大月氏国（Indoscythae）与匈奴有世仇，故而想寻找大月氏，欲与之携手夹击匈奴。因此，时任郎官的张骞应汉武帝招募，第一次出使西域。
汉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张骞带领一百多人的出使队伍离开长安，经陇西向西进发，但不久就被匈奴俘虏。匈奴单于长期监禁张骞，并为之娶妻成家，冀其投降。张骞却始终等待时机准备逃脱，并在11年之后乘防备疏松，终于和随从人员逃出匈奴。张骞一行向西越过葱岭，经过几十天长途跋涉后抵达大宛（Farghana），即今天中亚之费尔干纳盆地（FerganaValley）。随后大宛王派人护送张骞前去康居（Sogdiana，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再由康居到达大月氏。然而大月氏已立新王，并越过阿姆河吞并了希腊化国家大夏之故地，已然安居乐业，兼因距中国太远，无心再向匈奴寻仇。张骞在此住了一年多，不得已而东返。为了避免匈奴拦截，张骞未走原路而沿塔里木盆地南缘进入柴达木盆地，绕道青海归国，但不幸又被匈奴捕获。所幸一年以后，匈奴因单于去世而发生内乱，张骞得以逃脱，终于在汉武帝元朔三年（前126）回到长安。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历时13年，虽然没有达到同大月氏结成联盟的政治目的，却了解到有关西域地区的政治、经济、地理、文化、风俗等情况，为以后中原加强同西域的联系奠定了基础。不久，张骞就利用他对西域的知识参与卫青出击匈奴的战争，因知水草所处，为此次军事行动的胜利立下大功，被封博望侯。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的同时，西汉王朝也对匈奴展开一系列打击，其中具有决定作用的是公元前127年、前121年和前119年分别进行的三次战斗。公元前127年，卫青大败匈奴，控制了河南之地（今河套以南地区）；公元前121年，匈奴在霍去病的打击下发生分化，浑邪王降汉，河西走廊完全为汉朝控制；公元前119年，卫青、霍去病又分道出击匈奴，匈奴单于大败远遁，从而将匈奴进一步驱逐至漠北。经过这三次大规模的反击，西汉王朝在对匈奴的斗争中已经掌握了主动，前往西域的道路也基本畅通，这为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此后丝绸之路的安全畅通以及西域诸国同西汉王朝的友好往来，创造出必要条件。
然而西汉王朝的反击战只是肃清了匈奴在漠南及河西走廊的势力，西域各国仍为匈奴控制，依然威胁着西汉王朝西北边境的安全。为了彻底铲除匈奴势力，也为了汉武帝开疆拓土的雄心大略，汉武帝在对匈奴展开第三次打击的同年再度派遣张骞出使西域，目的是设法联络乌孙等西域各国，“断匈奴右臂”。这一次出使队伍浩大，随员三百，牛羊万头，携钱币、绢帛“数千巨万”。但这次张骞仍然没能达到预期目的。当他们到达乌孙（伊犁河、楚河流域）时，正值乌孙因王位之争而政局不稳，国内贵族又惧怕匈奴，故西汉王朝欲同乌孙结盟攻打匈奴的政治目的再次落空。但在乌孙期间，张骞分别派遣副使到中亚、西亚和南亚的大宛、康居、大月氏暨大夏、安息、身毒（Sindhu，印度）、于阗各国，广加联络。公元前115年，张骞回国，乌孙遣导译相送，并派使者来长安。使者见到汉朝人众富厚，回去广加宣扬，汉朝的威望在西域大大提高。不久，张骞所派副使也纷纷回国，并带回许多所到国的使者。从此，中西之间的交通正式开启，西汉政府与西域及中亚、西亚、南亚地区的友好往来迅速发展，西来使者相望于途。自西汉西行的使团据说一年之中多则十几个，少则五六个，使团规模大则数百人，小则百余人，所访之地遥远，出访一次所需时间从数年到八九年。与使团相得益彰的是一群群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此后，中西之间的陆路交通继续向西延伸，一直到奄蔡（Aorsi，咸海与里海之间）和条支等国。
张骞出使西域本来是为了联合西北各民族共同抗击匈奴，客观上却起到了开拓长期被匈奴阻塞之东西陆路交通的作用，沟通了东西方的经济与文化往来，也建立起中原与西北边疆各地区的友好联系，开辟出中国与西方各国直接交流的新纪元，如此重大的历史意义使张骞出使在史上被誉为“凿空”。
张骞的两次出使虽然对开通丝绸之路有重大意义，但因这时期匈奴的势力并未完全退出西域，西域与中原之间的交通依然长期受阻。丝绸之路真正得以繁荣和畅通，应归功于西汉政府对匈奴的打击和设立西域都护。
西汉王朝乘着对匈奴战争的一系列胜利而于公元前121年和公元前111年先后在河西走廊设立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俗称河西四郡，割断匈奴与羌族之间的联系，保证丝绸之路咽喉地带的畅通。此后匈奴势力只好向西发展，开始了同西汉王朝争夺西域的长期斗争，最终西汉王朝取得重大胜利。本始二年（前72），匈奴攻打乌孙，乌孙向西汉求援，西汉遣五将军率十五万大军与乌孙东西夹击匈奴，大获全胜。匈奴经此一战，元气大伤，很长时间再无力同西汉在西域争雄。宣帝神爵二年（前60），匈奴发生内讧，西边日逐王先贤掸降汉，被西汉封为归德侯，自此匈奴势力全部退出西域。
西汉王朝在西域设置官吏，始于贰师将军李广利讨伐大宛胜利之后。当时所设称为西域使者校尉，其任务是率领士卒在车师、楼兰等地屯田，以供给和保护来往于丝绸之路上的各国使节。宣帝元康二年（前64），又命郑吉为卫司马，“使护鄯善以西南道”，也称之为“护鄯善以西使者”。至神爵二年匈奴日逐王来降后，以郑吉“并护车师以西北道”，这就是“都护”一名的由来。自此西域都护府正式出现。西域都护的主要任务是统领西域诸国联合起来共同抗击匈奴的侵扰，特别是保护西域南北两道的安全和畅通，这也是“都护”一词的原意。如在宣帝甘露二年（前52），匈奴郅支单于西迁康居，直接威胁西域都护所管辖的乌孙和大宛等地，严重破坏了丝绸之路的安全。于是在元帝建昭三年（前36），西域都护甘延寿和副校尉陈汤率领西域诸国兵马，消灭郅支单于，从而保证丝绸之路的畅通。
丝绸之路的具体通道
两汉时期，中央政府总体来讲对丝路交通十分重视，除了设立西域都护之外，在丝路要冲还设置邮亭、修筑道路、驻兵屯田、布置烽燧、设立关卡等，这些措施都有力地保证了丝路交通的安全，也为往来丝路的使者和商人提供了巨大的方便。两汉时期的丝绸之路东起长安，出陇西高原，经河西走廊武威、张掖、酒泉而达敦煌。敦煌以西有玉门、阳关两个隘口，由此西行至塔里木盆地东侧，因沙漠阻隔而分化出沿大漠南北两侧的两条道路，即南道和北道，两道的分岔地在楼兰。
南道以且末为东西向中继站，且末以东和以西的具体路径其实都不止一条。西汉时，从陇西至且末有三条道路。第一条是通行最早、行人最多的白龙堆道，从玉门关越三陇沙（接近罗布泊洼地的沙山地带），过阿奇克谷地，经白龙堆，至楼兰，在此折向西南，经海头、阿不丹，至今若羌一带，在此转西行，抵且末，继续西行。第二条为稍后兴起的罗布泊以南的路线，出玉门关后，沿疏勒河谷地西行，经科什库都克、羊塔克库都克、库木库都克、科什兰孜、落瓦寨、敦力克，至米兰绿洲，由若羌一带西抵且末，与第一条路汇合。此路沿途系荒漠地带，但比白龙堆道路平坦且快捷，所以渐渐成为主要道路。第三条名为阳关路，以玉门关之南七十公里处的阳关为起点，出阳关后西南行，经葫芦斯台、安南坝、拉配泉、金鸿山、红柳沟、敦力克，至米兰绿洲，至此与第二条道路汇合。此路多山前崎岖小径，一向寥落，但4世纪起，前两条道路相继冷落或废弃，此道遂转为繁荣。
自且末再往西，相继经过精绝、扜弥（今新疆策勒东北）、于阗（今新疆和田附近）、皮山，抵莎车，由此至塔什库尔干有两条道路。第一条沿叶尔羌河至卡群、海散勒巴格，向西经库斯拉甫、塔尔、很祖铁热克、幸迭，抵蒲犁（今新疆塔什库尔干）。第二条由今叶城一带向南，沿提孜那甫河至莫莫克，转西经阿孜干萨、布伦木沙、瓦卡，至塔什库尔干。到了塔什库尔干便可经明铁盖山口西入帕米尔高原，然后沿兴都库什山北麓和喷赤河（Pyandzh）上游西至大月氏，从这里向南可去身毒（印度），向西则可经安息（位于今伊朗高原）去条支。
北道，在通西域之初实为“东西道”，指玉门关向西至楼兰后继续西行的路线，现代称为楼兰道。从玉门关西行，过都护井（卑鞮侯井）、三陇沙北头，经居卢仓（今科什库都克附近），从沙西井（今羊达克库都克）转向西北，过白龙堆到故楼兰，向西经渠犁（今新疆库尔勒）、乌垒（今新疆轮台东）、龟兹（今新疆库车东）、姑墨（今新疆阿克苏），至疏勒（今新疆喀什），从疏勒可越过葱岭，至大宛、康居（撒马尔罕及其附近），再向西北就可达奄蔡。这条路是西汉时期的主干道，但缺点是沿途自然条件恶劣，险阻难行，三陇沙、白龙堆和罗布泊北岸的雅丹地貌尤其崎岖，又缺乏供给。汉宣帝改年号神爵以后，匈奴势力被逐出车师，改为汉朝控制此地，所以“东西道”出现了经过车师的支路，即越过罗布泊地带后至营盘一带北上，经山国入车师，补充供给后继续西行。不过，自楼兰西行直趋龟兹的路线直至东汉仍是重要干线。
西汉末年，在戊己校尉徐普的提议下，开辟了一条绕过雅丹地貌区而沟通玉门关与车师后王城的新道。《三国志》卷三〇《魏书》注引《魏略西戎传》中以“北新道”之名记载这段路线，“从炖煌玉门关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其中之“南道”“中道”的大势基本上与《汉书西域传上》中对南北二道的记载相同。此外记一条“新道”，“从玉门关西北出，经横坑，辟三陇沙碛，出五船北到车师界戊己校尉所治高昌，转西与中道合龟兹”。“高昌”就是今吐鲁番，“横坑”“三陇沙恶”“龙堆”“五船”都是指玉门关以西之沙丘或盐碱滩。因其比从前的丝路北道更靠北，故又称为“北新道”。这条道路使敦煌至高昌的行程缩短一半，有利于加快行军速度，但对于商旅而言却是一条畏途，因为这段长达1800里的道路是水草困乏的沙碛路，并多流沙。所以，它并非一条常规道路。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西陆路交通新增两条重要路线——经过伊吾的“北道”与河南道。伊吾道，即出玉门关后经伊吾至高昌的道路，要经过今哈密、巴里坤等东部天山一带。此路萌生于先秦时代，但由于东汉以前匈奴势力一直控扼着此道沿途地区，此道久为其垄断。公元73年，窦固、耿忠便沿此路进军西域并大败匈奴呼衍王。此后，该路线置于汉朝的控制护卫之下，但似乎整个东汉都没有在该条路线上设置供商旅使用的交通配套设施，所以其利用率不高。至曹魏时期，伊吾道的利用率才逐渐提高。北周时商客往来已经“多取伊吾路”。伊吾道至高昌后，可以再至龟兹与汉时北道汇合，但这时也出现一条自伊吾西行的新路，即穿越天山东麓缺口，取道准噶尔盆地，过卑陆、且弥到乌孙，再西南行抵大宛。隋代裴炬根据得自胡商的信息而在《西域图记》中对此道有详细的记载。《西域图记》虽久已亡佚，但《隋书裴矩传》中幸存关于这条道路的记载，其中将这条道路正式称为“北道”。所记其基本走向为:从伊吾西去，大致傍天山北麓而行，沿路经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铁勒部（散于伊吾以西、焉耆之北，大概应经过东汉车师后王城，即今吉木萨尔）、突厥可汗庭弓月城（今新疆伊宁），由此渡北流河（今楚河，欲渡楚河当先渡伊犁河），至拂菻国（东罗马帝国）及西海（地中海或黑海）。
同在中古前期，西域以东还出现了一条与河西走廊平行的道路“河南道”。这条道路出现得也很早，据《史记大宛列传》，张骞首次出使西域归国时，为了躲避当时占据河西走廊的匈奴，便“并南山，欲从羌中归”，说明当时沿南山（昆仑山及其支脉）东西分布的诸羌族部落之间可能有一条交通线路。西晋和南北朝时期，吐谷浑排挤诸羌，据有今青海之地，由于南北对立，东晋与南朝只好经过吐谷浑同西域及漠北柔然相联系，从而发展了益州（四川）至鄯善间与河西走廊平行的这条“河南道”。大概由于沿途相对安全，有的北朝人如宋云、惠生西行取经时也走这条路。1956年，在青海西宁旧城发现了一件大约5世纪末埋藏的存储金属货币的陶罐，所藏银币应在百枚以上，从后来收集到的76枚看，都是萨珊波斯（SasanianEmpire）皇帝卑路斯一世（PerozI，459-484）时期所铸，这就可以看作是2-6世纪时期河南道上东西交通兴盛的证据。
丝路、贸易与文化传播
丝绸之路是使节之路、战争之路、商旅之路，当然也是文化传播之路，因为道路的畅通全方位促进流通与交流。丝路畅通之始，西汉政府与西域各国都同时表现出对利用此道开展贸易往来和政治往来的兴趣。两汉时期，因西域都护府和西域长史的设置，商道在汉朝的有力控制之下，中西贸易迅速发展，但这其中有很大部分属于朝贡贸易性质的“赐赠”行为，即汉朝廷以播扬威德为目标，屡派使节携巨额币帛赴西域各国送礼，或当西域使节来朝觐之时，以绮绣杂缯和金属赏赐。汉朝的慷慨大大刺激了塔里木诸绿洲城邦王公贵族的旅行热情，于阗王、精绝王曾多次带着使者和商旅到中原从事贡赐贸易，敦煌悬泉汉简中留下很多条楼兰、于阗、精绝、若羌、且末、扜弥等国来使过关的记录，主要见于过食文书和乘传驾车簿类文书。
除贡赐性质的官营贸易之外，汉朝也有以官府名义组织的远行商队。《史记大宛列传》载，张骞通西域后，西汉政府“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因益发使抵安息、奄蔡、黎轩、条枝、身毒国。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
汉率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汉书张骞传》亦有类似记载。政府在一年中遣使五到十次不合情理，这些使团实际上主要是以官府名义组织的贸易队伍，而这些中国商人的行迹很可能已到达中亚、西亚的一些地区。
官方的频繁往来使交通道路得到良好维护，自然也有利于民间贸易的蓬勃开展。中国商人在中古前期就已参与民间贸易，南北朝和隋唐有关于中国商人远赴中亚从事商业活动的记载，如上文所引《唐西州高昌县上安西都护府牒》所记李绍谨前往弓月城贸易事。在西域的中原商贾还以隔年收账的赊销方式向当地居民出售丝绸，这不只表明他们与本地居民的关系融洽，还表明他们在这地方有长期固定的营业机构。不过，民间贸易总体上以西方商人为主。《史记大宛列传》描述了大宛至安息的居民普遍善于经商，《后汉书马援传》则记载梁松以“西域贾胡，到一处辄止”为譬讥诮马援，《东观汉记》亦记光武帝去世时，长安的西域贾胡为其祭拜。可见“西域贾胡”在两汉时已深入中国各地。公元2世纪的罗马地理学家托勒密在《地理学》中引述同时期地理学家马利努斯《地理学知识》的一段记载称，一位名叫梅斯蒂蒂阿努斯（Ma sTitianus）的马其顿商人曾同中国保持经常的贸易关系。梅斯本人虽未到过中国，他的代理人却经常组成商团从地中海之滨跋涉数万里到达赛里斯国的首都。
南北朝时期更有大批西域商人云集中原。西方商队为利之所趋，即使在战乱年代也打着“奉献”“朝贡”的旗号而坚持奔波于丝路。南北朝时期，北方政局趋于稳定，中西贸易再度兴盛，西域贾胡云集中原，前引《洛阳伽蓝记》卷三《龙华寺》称，西域贾胡不仅云集都城，还有许多人定居洛阳。同在南北朝时期，长江流域也藉河南道与西域建立商贸联系，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区出土的此时期丝织品中有许多来自益州。
塔里木周缘的绿洲城邦作为贸易中转站和集散市场而变得喧嚣热闹，绿洲居民之间以及农耕民族和草原民族之间的物资交换活动也受到中西贸易的刺激而日益活跃，丝路沿途还出现专门的商业城镇，比如既是南道要冲又可连通北道的疏勒。《汉书西域传上》称其地“有市列”，即市镇上有按商品种类销售的店铺，显然是一个交易市场。于阗东西二城也十分兴旺，当地兼管市场交易的行政官作为汉朝的册封官员见诸史籍，即“城长”。商业繁荣大大刺激了诸绿洲城邦的发展，人口增长可为一例:丝路畅通之后百年间，疏勒户数增加十倍以上，于阗人口增加五倍左右，焉耆人口增加约70％。南北朝时期，由于贸易频繁导致的人口聚集，绿洲地带出现许多王城之外的新城镇，或作为各种长途货物的集散地，或作为本地居民的初级农贸市场。至唐代，北道（天山北道）沿线因同样理由而出现一系列新城。而商人开始成为一些城镇的重点征税对象，交易税列为政府的重要财政收入，比如在铁勒控制时期的高昌和麴氏高昌。唐太宗贞观十四年平定高昌，改置西州，又在可汗浮图城置庭州，西域变为唐朝的郡县，丝路更是空前繁荣。西州市场上有各种分类专营店铺，如谷麦行、米面行、果子行、帛练行、彩帛行、铛釜行、菜子行，同时交河郡也出现了行会组织。
丝绸之路，名副其实地以丝绸运输为主，这是因为在两汉以至唐代中期，中国出产的物品中最吸引西方人注意而又最适于长途车马运输的正是丝绸。位于交通枢纽的楼兰故址及其西边的营盘遗址、精绝国所在的尼雅遗址，都出土众多各朝代的精美丝织品，足可作为当时丝路贸易的见证。到了唐代，随着中原丝织业的进一步繁荣，各地名产都汇聚西域。西州市廛上的丝织品有益州半臂、梓州小练、河南府生絁、蒲州与陕州之絁以及常州纻布。丝织品的所有品种如绫、纱、锦、罗、晕繝锦、絁、生帛、缦、绵、绵、绮、绨、缣、刺绣和缬，都源源不断地从西州输往天山南北以及中亚、西亚和地中海周缘。不过，中国输出的远不止丝绸，还有漆器、铁器和其他各种日用品。
同一时期，自西域输入中国的除各种奇珍异宝之外，以毛织品为最受欢迎的大宗物品。新疆地区出土的两汉毛织品数量多于同时期丝、棉织品，而且品种繁多，既有本地生产的，也有从大夏等地输入的。塔里木盆地南缘和天山北麓一带的出土毛织品多属高档毛织品，并有希腊式纹样，超出当地所应有的毛纺织技术水平，当来自葱岭以西，正是丝路南道贸易繁荣的见证之一。当班超经营西域之时，其兄班固竟也卷入了中西贸易，他曾因权贵窦宪托他购买罽、月支马、苏合香、毾之故而写信给班超，他自己也请班超帮忙购买过毛织品。唐代则不仅进口来自波斯和东罗马的毛织品，还进口波斯锦，这种锦是结合毛织技术的波斯本土丝织物，图样风格是萨珊联珠纹，在市场上颇受欢迎。
与商业和政治军事往来相伴随的是来往于丝绸之路的各类移民，如汉唐时期的西域屯田部队及随军人员，因为经商或其他生计原因移居西域的中原人，战乱时期被迫留居西域的普通居民和士兵，此外还有在中国驻留一段时间后返国的外国商人、西域王侯的质子及随员、使节，这些人也都是包括物质、技术和生活方式在内的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
"丝绸之路"是指起始于古代中国，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古代路上商业贸易路线。狭义的丝绸之路一般指陆上丝绸之路。广义上讲又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中国丝路和世界丝路之分，丝绸之路的中国段和世界段是紧密学校在一起不可分割的。 "陆上丝绸之路"是连接中国腹地与欧洲诸地的陆上商业贸易通道，形成于于公元前2世纪与公元1世纪间，直至16世纪仍保留使用，是一条东方与西方之间经济、政治、文化进行交流的主要道路。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形成其基本干道。它以西汉时期长安为起点(东汉时为洛阳)，经河西走廊到敦煌。从敦煌起分为南北两路:南路从敦煌经楼兰、于阗、莎车，穿越葱岭今帕米尔到大月氏、安息，往西到达条支、大秦;北路从敦煌到交河、龟兹、疏勒，穿越葱岭到大宛，往西经安息到达大秦。它的最初作用是运输中国古代出产的丝绸。因此，当德国地理学家Ferdinand Freiherr von Richthofen 最早在19世纪70年代将之命名为"丝绸之路"后，即被广泛接受。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该路主要以南海为中心，所以又称南海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时期，发展于三国至隋朝时期，繁荣于唐宋时期，转变于明清时期，是已知的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 所经路线 1.北线由长安(东汉时由洛阳至关中)沿渭河至虢县(今宝鸡)，过汧县(今陇县)，越六盘山，沿祖厉河，在靖远渡黄河至姑臧(今武威)，路程较短，沿途供给条件差，是早期的路线。 2.南线由长安沿渭河过陇关、上邽(今天水)、狄道(今临洮)、枹罕(今河州)，由永靖渡黄河，穿西宁，越大斗拔谷(今扁都口)至张掖。 3.中线与南线在上邽分道，过陇山，至金城郡(今兰州)，渡黄河，溯庄浪河，翻乌鞘岭至姑臧。南线补给条件虽好，但绕道较长，因此中线后来成为主要干线。 南北中三线会合后，由张掖经酒泉、瓜州至敦煌。中段。敦煌至葱岭(今帕米尔)或怛罗斯(今江布尔)。 自玉门关、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庭(今吐鲁番)，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今喀什)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黑海、咸海间)。北道上有两条重要岔道：一是由焉耆西南行，穿塔克拉玛干沙漠至南道的于 阗;一是从龟兹(今库车)西行过姑墨(阿克苏)、温宿(乌什)，翻拔达岭(别垒里山口)，经赤谷城(乌孙首府)，西行至怛罗斯。由于南北两道穿行在白龙堆、哈拉顺和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条件恶劣，道路艰难。东汉时在北道之北另开一道，隋唐时成为一条重要通道，称新北道。原来的汉北道改称中道。新北道由敦煌西北行，经伊吾(哈密)、蒲类海(今巴里坤湖)、北庭(吉木萨尔)、轮台(半泉)、弓月城(霍城)、碎叶(托克玛克)至怛罗斯。西段。葱岭(或怛罗斯)至罗马。丝路西段涉及范围较广，包括中亚、南亚、西亚和欧洲，历史上的国家众多，民族关系复杂，因而路线常有变化，大体可分为南、中、北3道： 1.南道由葱岭西行，越兴都库什山至阿富汗喀布尔后分两路，一西行至赫拉特，与经兰氏城而来的中道相会，再西行穿巴格达、大马士革，抵地中海东岸西顿或贝鲁特，由海路转至罗马;另一线从白沙瓦南下抵南亚。 2.中道(汉北道)越葱岭至兰氏城西北行，一条与南道会，一条过德黑兰与南道会。 3.北新道也分两支，一经钹汗(今费尔干纳)、康(今撒马尔罕)、安(今布哈拉)至木鹿与中道会西行;一经怛罗斯，沿锡尔河西北行，绕过咸海、里海北岸，至亚速海东岸的塔那，由水路转刻赤，抵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 海上丝路起于秦汉，兴于隋唐，盛于宋元，明初达到顶峰，明中叶因海禁而衰落。海上丝路的重要起点有番禺(后改称广州)、登州(今烟台)、扬州、明州泉州、刘家港等。同一朝代的海上丝路起点可能有两处乃至更多。规模最大的港口是广州和泉州。广州从秦汉直到唐宋一直是中国最大的商港。明清实行海禁，广州又成为中国唯一对外开放的港口。泉州发端于唐，宋元时成为东方第1大港。 历代海上丝路，亦可分三大航线： 1.东洋航线由中国沿海港至朝鲜、日本。 2.南洋航线由中国沿海港至东南亚诸国。 3.西洋航线由中国沿海港至南亚、阿拉伯和东非沿海诸国。 广州、泉州在唐、宋、元时，侨居的外商多达万人，乃至十万人以上。丝路意义丝绸之路的开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也是古代东西方最长的国际交通路线，它是丝路沿线多民族的共同创造，所以又称之为友谊之路。在丝路上起居间和转运作用的大宛国、康居国、印度人、安息国、阿拉伯国、西突厥国、身毒国等对中国丝绸的西运作出了重大贡献，但也为争夺丝路贸易权发生多次争斗，尤以波斯与东罗马之间的斗争最激烈
丝绸之路通常是指欧亚大陆北部的商路，与南方的茶马古道形成对比，西汉汉武帝时张骞首次开拓丝路和东汉时的班超经营西域并再次打通延伸了丝路，以及罗马人征服叙利亚的塞琉西帝国和埃及的托勒密王朝后，罗马人通过安息帝国、贵霜帝国和阿克苏姆帝国取得中国的丝绸。西汉时期由张骞首次打通的的丝路，被称为“凿空之旅”，西汉末年，在匈奴的袭扰下，丝绸之路中断。公元73年，东汉时的班超又重新打通隔绝58年西域。并将这条路线首次打通延伸到了欧洲，到了罗马帝国。罗马帝国也首次顺着丝路来到当时东汉洛阳。这不但是欧洲和中国的首次交往，也是21世纪初完整的丝绸之路路线。在通过这条漫漫长路进行贸易的货物中，中国的丝绸最具代表性，“丝绸之路”因此得名。丝绸之路不仅是古代亚欧互通有无的商贸大道，还是促进亚欧各国和中国的友好往来、沟通东西方文化的友谊之路。历史上一些著名人物，如，出使西域的张骞，投笔从戎的班超，永平求法的佛教东渡，西天取经的玄奘，他们的一些故事都与这条路有关。
自从张骞通西域以后，中国和中亚及欧洲的商业往来迅速增加。通过这条贯穿亚欧的大道，中国的丝、绸、绫、缎、绢等丝制品，源源不断地运向中亚和欧洲，因此，希腊、罗马人称中国为赛里斯国，称中国人为赛里斯人。所谓“赛里斯”即“丝绸”之意。19世纪末，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将行走的这条东西大道誉为“丝绸之路”。德国人胡特森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撰写成专著《丝路》。从此，丝绸之路这一称谓得到世界的承认。丝绸之路，概括地讲，是自古以来，从东亚开始，经中亚，西亚进而联结欧洲及北非的这条东西方交通线路的总称。丝绸之路，在世界史上有重大的意义。这是亚欧大陆的交通动脉，是中国、印度、希腊三种主要文化的交汇的桥梁。
在广袤的地球上沙漠、高山、沟壑、沼泽、荒原，各种复杂的环境曾严重阻碍着人类的交流。然而，即便天险重重人类探索与交流的脚步从未停止，即使在只能靠步行的时代，人类依然能跨越千山万水创造奇迹。一条古老的商道逐渐形成，公元前138年，一个不同郎官从长安启程，踏上出使西域的征途。然而他并不知道，此次出使将担负更为重大的可载入人类史册的使命，他所开启的道路将连通东方与西方。它蜿蜒曲折却又绵绵不断，它有主干也有分支，甚至扩展到浩淼的大海，它冲破了自然与人为的巨大障碍，极度衰弱又几度兴盛，成为人类历史中的伟绩，直到现在它依然能重新焕发出蓬勃的生机，它就是丝绸之路。
公元前200年，汉高祖刘邦亲率一支三十二万精兵组成的大军，奔赴大同城东5公里处的白登山。此时，刘邦已完胜最强大的对手项羽，他的军队也身经百战成为威武之师。然而，强悍的匈奴仍对新兴的汉王朝构成巨大的威胁。匈奴，是一个马背上的游牧民族，拥有强大的骑兵队伍，依仗着时速可达60公里的骏马，匈奴骑兵经常南下侵扰。刘邦决心倾举国之力彻底打败匈奴，不料，就在白登山四十万匈奴铁骑突然间将汉军团团围住，一困就是七天七夜。白登山之战使汉王朝完全处在了劣势，不得不采取和亲等怀柔政策来维护与匈奴的关系。
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西汉王朝逐步进入鼎盛时期，胸怀大略的汉武帝不再甘于对匈奴低声下气，北击匈奴开疆拓土一雪前耻，成为汉武帝最大的心愿。为了提高胜算，西汉朝廷在积极备战的同时，也在外交方面多方谋划，一位匈奴的降人告诉汉武帝，在匈奴的西边有一个游牧民族叫大月氏，大月氏被匈奴打败后被迫一再西迁，只因没有强援无法报仇。这个消息令汉武帝非常振奋，一个重大的战略思想当即产生，他要派出一个高规格的使团出使西域，联合大月氏以夹击匈奴。
公元前138年，一支一百多人组成的庞大使团从长安启程，踏上了西行之旅。为首者，本是侍卫皇宫的一个普通郎官，然而他的内心充满了对荣誉的向往，有着强烈的探险精神，他喜欢开拓未知的领域，不甘心碌碌一生，他就是张骞。当汉武帝招募出使西域的使者时，几乎无人敢应募，张骞欣然而出，担负起出使西域联系大月氏国的重要使命。然而，对于大月氏国的具体情况，甚至它所处的确切地址，张骞等人几乎一概不知，西域的一切也只在传说中，包括巍峨的昆仑山和神秘的西王母。
西域，是见诸中国古代史籍的一个地理概念，指阳关、玉门关以西，葱岭以东的天山南北地区。汉朝初年，匈奴征服了天山南北三十多个小国，完全切断了中原与西域的联系。在中国先民的地理观念中，昆仑山位于西北，是陆地上最高的山，也是黄河的源头。据说，西周的周穆王曾经乘着八骏神车西征到达昆仑之丘，与西王母酬唱游玩尽欢而返。昆仑山，实际上是今天新疆哈密北部的天山，巍峨的天山遮住了先民的视野。在公元前2世纪丝绸之路开通之前，对于天山以西以北的世界，人们知之甚少，对于张骞出使的西域，除了美丽的传说，更多的是可怕的传言飞沙走石渺无人烟。然而，更大更现实的困难还是匈奴的阻隔，要想前往西域，首先必须途径匈奴统治的广大地区，这是一个无法绕开的障碍。
果然不出所料，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从陇西郡出境不久即被匈奴拦截，为了使张骞屈服匈奴人采取了威逼利诱的手段，张骞始终不为所动。匈奴首领又将张骞等人流放在自然环境非常恶劣的西北寒地，让他们自生自灭。在极艰难的情况下，擅长骑射的甘父以射猎鸟兽帮助张骞度过困境。甘父，本是匈奴人，在汉地时是唐邑侯的一名家奴，他与张骞一样有着非同寻常的开拓精神。为了将张骞留下，匈奴首领单于特地给他娶妻。然而，张骞始终不忘自己的使命，张骞被匈奴扣留达十三年之久，却也熟悉了西部的生活、语言、风俗和地形。公元前129年，张骞终于等到了出逃的机会，在匈奴人放松监视的时候，张骞和甘父等人最终成功逃出匈奴，向西寻找大月氏。这是又一段及其艰险的历程，他们不得不经过茫茫的大戈壁，在呼啸而至的狂风冷冻交加中，随行者又有人被夺去了性命。他们还需翻越欺负不断的葱岭，所经之处一连数天荒无人烟。大月氏究竟在何处，经过数十天的艰难跋涉，张骞还是没有找到，他要出使的目的地，好在他到达了位于中亚费尔干那盆地的大宛。
大宛的国王早就听说过，汉朝非常富强，但一直无缘交往，所以对张骞非常欢迎。张骞说明出使的意图，请大宛国王将他们送达大月氏，大宛国王答应了张骞的请求，派了向导和翻译带领张骞等人，经康居属地辗转来到阿姆河北岸的大月氏。不料，被迫以伊犁河、楚河流域西迁的月氏人已经在原大夏国土上建立了新的家园，那里的自然条件比原居地更好，他们安于现状，不愿意再向匈奴寻仇。张骞在大月氏住了一年多，对方仍含糊应答，张骞只好返回。劫难重重，归国途中张骞再次被匈奴扣留，一年多后，公元前126年，匈奴内乱，张骞带着妻儿和甘父逃回汉朝，回到魂牵梦绕的长安。第一次出使西域至此结束，人们不难发现此行的艰险和残酷，出发时庞大的使团此时只剩下两人，更令人感到难受的是出使时间长达十四年之久。付出如此巨大而惨重的代价，当张骞两手空空见到汉武帝时，已是人面全非，十年世事哽咽难言。然而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果真没有收获吗？对于西汉朝廷而言，张骞带回了极其重要的信息，他详细汇报了亲临四国、传闻的六国的情况，使年轻的汉武帝兴奋而神往。西域，从此由虚幻的想象，变成真实的存在，这是东西方世界得以沟通的基础。张骞介绍，大宛有好马，马出的汗像血一样，是天马的后代，大宛的宝马令汉武帝血液贲张。
公元前116年，汉武帝派张骞再度持节出使西域，第二次出使西域已不像第一次那么凶险了。经过一系列战争，汉朝大败匈奴，匈奴被迫远徙，出使路途变得非常畅通。此时，张骞已年近五十，身体也因饱经沧桑而变得衰老，然而他仍是出使西域的不二人选，巨大的使命感依然充斥着张骞的心胸。在他看来，貌似险恶的西域实则是他的宝地，是能够成就他人生价值和巨大荣誉的所在，他愿意为出使西域洒尽他的热血。使团队伍更为庞大，出使人数达300人。带着汉朝廷的热望，每人备马两匹，携带上万头牛羊和价值为数千万的金币丝绸等贵重物品，他们的目的地是位于伊犁河、楚河流域的乌孙国。
乌孙是西域的大国，也是匈奴的重要属国，张骞此行的目的是说服乌孙弃匈奴亲汉。张骞此次出行非常顺利，毫发无损的来到了乌孙王庭所在地，赤谷城。庞大的使团，贵重的礼物，衣饰鲜明而彬彬有礼的使臣，这一切让乌孙君臣对遥远的大汉帝国心生敬畏。乌孙王热情地招待了张骞一行，表示愿意与汉朝交往，但是不愿意与匈奴为敌，婉拒了汉朝来使的政治诉求。他派遣使者跟随汉使回到长安表达答谢之情。
汉武帝，又先后把两位汉宗室公主嫁给乌孙王，实行和亲政策，终于使乌孙从亲匈奴转为亲汉。公元前71年，汉军五路讨伐匈奴，乌孙出兵助汉立下大功。乌孙成为汉朝在西域的可靠盟友，汉与乌孙的友好关系持续了百年之久。除了出使乌孙国之外，张骞派遣副使分赴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等国进行访问，宣扬汉朝的威德，表达交往的意愿。完成第二次出使的任务，张骞返回长安一年后就病逝了。这一年是公元前114年，张骞的一生仿佛就是为了完成出使西域的重任，这一伟绩足以让他名垂千古。司马迁在《史记》中用凿空一词，形象的描述了张骞开通西域的壮举。张骞的精神是我们民族宝贵的无形财富，他的卓识远见坚定信念，他的不畏艰险用于开拓，他用一个人有限的热血洒成一条沟通东西方的无价之路。这条丝绸之路走过平原草地，跨越高山峻岭，穿过沟壑沙漠，为人类做出卓越的贡献。
张骞和他的部属是有史以来第一批踏入西域乃至更远地区的中原王朝官方使节，张骞使团所到之处宣扬汉朝的威德，传递汉人的友善，使天山南北亚洲腹地的人们第一次了解到汉朝的强盛与富庶，产生了与这个东方大国交往的愿望，架起了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桥梁。对于这样一条沟通东西方的政治之路、经贸之路、文化之路为什么要叫丝绸之路呢？
早在公元3000年前，中国人就懂得了养蚕抽丝织绢制绸这种技术，在瓷器和茶叶传到西方之前，丝绸是中国和西方贸易的最主要最具代表性的商品。20世纪以来，从塔里木盆地到罗马帝国东方行省帕尔米拉罗马帝国本土意大利都发现了汉代丝绸制品，安息的达官显贵、罗马的宫廷名流都用中国丝绸来显示自己身份的高贵，汉朝前后延续了四百年之久，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张力和活力的时期之一。公元前后，汉朝与亚洲的多数地区之间存在着贸易关系和政治关系，由此形成的路线被统称为丝绸之路。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中国》一书中第一次提出了丝绸之路的概念，他说‘从公元前114年到公元127年间，连接中国与河中以及中国与印度以丝绸之路贸易为媒介的西域交通路线，这条商道从中国的政治中心长安或者洛阳发端，向西经河西走廊到达敦煌，穿越包括今天新疆在内的西域进入中亚地区，然后继续向西通往西方文明的中心罗马帝国，或者向南到达捐毒。’从此，汉朝与西域各国建立了直接联系，丝绸之路的开通将东西方两大文明中心连接起来。
丝绸之路是一条政治之路，通过丝绸之路汉朝剪除了匈奴人的威胁控制了天山南北，把疆域从河西走廊拓展到帕米尔高原。公元前101年，西汉大将军李广利率军击败大宛国，带着上千匹汗血宝马凯旋回朝，汉武帝挥毫作赋《西极天马之歌》，‘天马来，从西极，涉流沙，九夷服。’对这位雄才大略的皇帝来说，得到宝马良驹固然可喜可贺，威服四方万国来朝才是他的光荣与梦想。然而，由于这条道路跨度如此之广，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权为其沿途安全提供保障，它就无法长期存在，汉王朝以其强大的国力当之无愧地成为丝绸之路最重要的开拓者与保护者，并为这条道路的畅通与繁荣提供了最坚实的保障。从汉武帝开始，汉王朝倾注全国财力开拓新地，维持丝路畅通，而且持续时间长久，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今位于甘肃民乐的稀罕八卦营古城遗址，一千年前这里就是屯粮重地。汉武帝在击败匈奴设置张掖郡后，开始实行大规模移民屯田。屯田，是汉朝经营西域维护丝路的重要举措，一千年来民乐屯田移民的后代们一直在这片土地上耕作繁衍，而伴随他们的是祖辈延续下来的耕作技术和农具。如今，古老的耕作模式已被现代的播种机械所取代。
今位于轮台县城以西约二十公里的拉依遗址烽燧，建于西汉。‘轮台城头夜吹角，轮台城北旄头落。’在中国古代文人的作品中，轮台是边关战斗与边塞苦寒生活的代名词，位于西域中部的轮台是汉朝在西域的政治中心。公元前60年，匈奴势力被逐出西域，西汉在这里设置了西域都护，专门管理西域事务，这是中原王朝首次在西域地区设置的郡级行政机构，标志着天山南北地区正式并入了中国版图。从此，今天的新疆地区开始隶属中央王朝的管辖，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长城是古代中原王朝防御北方骑兵民族入侵的重要军事设施，汉代的北方长城东至辽东西达敦煌，为了抵御匈奴的侵扰保障丝绸之路的畅通，汉武帝征发了数十万人在荒无人烟的帝国西陲修筑边防要塞，要塞东起敦煌西至始墨，度沙越漠蜿蜒布列，起到了保卫丝绸之路畅通的重要作用。然而汉朝在西域的经营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西域距中原遥远，汉军无法长期驻扎，汉朝使臣遭劫或者被杀的惨剧时有发生。东汉之初，由于改朝换代的大混战国力明显减弱，一度无暇西顾。西域诸国不得不依附于强大的北匈奴，丝绸之路一度中断六十五年，时代呼唤着另一位英雄人物出现，他就是班超。他将像张骞一样出使西域，为丝绸之路的重新开通和繁荣作出卓越的贡献。
汉代，阳关、玉门关以西，葱岭以东的天山南北地区有几十个大小不等的邦国分布在沙漠绿洲和戈壁草原上，史称西域三十六国。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西域传》中，详细记录了每一个邦国的地理位置、户口总数、人口总数、兵力以及风俗特征。公元七十三年班固的弟弟班超被任命为假司马投笔从戎，跟随奉车都尉窦固与匈奴作战。班超作战英勇，受到窦固的赏识，派遣他出使西域，班超等人到达西域的鄯善国。起初，鄯善国王接待他们非常恭谨周到，但不久突然变得怠慢起来，班超断定这一定是北匈奴的使者来了。此时，匈奴已分为北匈奴与南匈奴，南匈奴于公元48年归降东汉，而北匈奴仍与东汉对抗且实力强大。西域诸国不知道该服从东汉还是匈奴，鄯善国王业犹豫不决，这是一个关键的历史时刻，班超将一起出使的36人全部召集，鼓励大家‘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只要消灭了匈奴使者，鄯善国王就会吓破肝胆，我们大功就搞成了。’当夜，天一黑班超率领36名勇士突袭北匈奴使者的住地，在大风中燃起了大火。为了制造声势，他们还擂起了战鼓，北匈奴使者及随从人员100多人，均被击杀或烧死。第二天，当班超将北匈奴的头颅交给鄯善国王时，鄯善举国震恐，班超趁势劝说安抚，使鄯善国完全归附东汉。班超的事迹传到东汉朝廷，汉明帝大喜，亲自授命班超全权处理西域事宜，并打算派出大批兵马供班超调遣。班超接受二楼使命，但没有接受大批兵马，他认为只要现在的36名勇士就足够了。
班超投身西域达三十一年，把亲汉邦国联合在一起，打击匈奴和叛汉势力，维护了西域的和平与汉朝的声望。在公元94年的一次军事行动中，班超成功地调发了西域诸国军队八万之众，使西域50多个国家重新归附了汉朝。班超，更善于用外交手段团结和联络较远的国家，在他的努力下旧的丝绸之路更加通畅，新的丝绸之路正在开拓。班超希望与西方的大秦直接沟通，大秦就是罗马帝国。公元前3世纪，罗马人崛起于亚欧大陆的西部，逐渐发展为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东方的汉朝与西方的罗马是当时世界上最为重要，最具影响力的两大文明中心，但双方未能建立直接的联系。今天，在古城威尼斯还存在有上千年的古老玻璃工艺作坊。一千年了，老作坊的主人们还沿用着古老的手工制作，这些玻璃制品继承了祖辈的制作工艺。在大秦人深爱汉朝的丝绸之时，汉朝人也非常喜欢大秦的宝珠。东汉诗人辛延年在《羽林郎》一诗中，刻画了一位外族美女的形象，‘长裙连理带，广袖合欢襦，头上蓝田玉，耳后大秦珠。’诗中提到的大秦珠，就是来自地中海一带的蜻蜓眼玻璃珠，从西域到内地，从宫廷到酒肆，大秦珠成为深受汉代女性喜爱的装饰品。
公元97年，班超派遣部将甘英出使大秦，可惜的是甘英只到达波斯湾沿岸的条支，就因当地商人故意渲染海上的危险而止步不前，未能完成使命。又过了七十多年，公元169年九月的一天，东汉都城洛阳张灯结彩，一派祥和景象，在威风凛凛的皇家卫队的引导护卫之下，一群外国使节缓缓走来，当朝天子汉桓帝在可容万人的德阳殿隆重接待了来使。大秦使者的这次来访是两大文明古国的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是大汉王朝德布天下威加四海的象征，而这一次大秦使者走的路线是海上丝绸之路。
随着航海技术的进步，汉代的海上丝绸之路逐步形成，早在汉武帝元鼎六年也就是公元前111年，汉朝大军平定了南越，设置了南海等九郡，中国的船只就从日南、合浦等港口出发，沿近海航行进入印度洋。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和发展使东西方有了更进一步的交往，丝绸之路的内涵也更加丰富，糅合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边疆、民族等诸多因素，书写了汉朝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过程中的光荣与梦想，勇气与豪情。如今，无论是陆地丝绸之路还是海上丝绸之路都重新焕发了生机。公元2013年，中国政府郑重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倡议，由此开启了一带一路建设新的篇章。两千年来，古老的丝绸之路虽经朝代的不断更迭却依旧繁荣，合作与沟通，信念的坚守与不断地探索是古老丝路继续繁荣的精神根源。此时，丝绸之路光辉灿烂的前景正呈现在我们面前，成为我们即将实现的伟大梦想。然而，我们也不会忘记正是在两千多年前的汉代，中国人以自己特有的顽强与勇气凿通了丝绸之路，实现了周穆王驰游八荒探索宇宙的梦想。汉朝开辟丝绸之路是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
丝绸之路（德文：Die seidenstraße），常简称为丝路，此词最早来自于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于1877年出版的《中国——我的旅行成果》（China - meine Reise - Ergebnisse）。
丝绸之路通常是指欧亚北部的商路，与南方的茶马古道形成对比，西汉时张骞和东汉时班超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长安(今西安)、洛阳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这条道路也被称为“陆路丝绸之路”，以区别日后另外两条冠以“丝绸之路”名称的交通路线。因为由这条路西运的货物中以丝绸制品的影响最大，故得此名。其基本走向定于两汉时期，包括南道、中道、北道三条路线。
广义的丝绸之路指从上古开始陆续形成的，遍及欧亚大陆甚至包括北非和东非在内的长途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线路的总称。除了上述的路线之外，还包括约于前5世纪形成的草原丝绸之路、中古初年形成，在宋代发挥巨大作用的海路丝绸之路和与西北丝绸之路同时出现，在宋初取代西北丝绸之路成为路上交流通道的南方丝绸之路。
19世纪末，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中国》一书中，把“从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间，中国与中亚、欧洲、印度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道路”命名为“丝绸之路”，这一名词很快被学术界和大众所接受，并正式运用。
丝绸之路有西汉张骞开通西域的官方通道“西北丝绸之路”：由长安经中亚国家、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等而达地中海，以罗马为终点，全长6000多公里。这条路被认为是连结亚欧大陆的古代东西方文明的交汇之路；
有北向蒙古高原，再西行天山北麓进入中亚的“草原丝绸之路”（起自中国长安，经敦煌、乌鲁木齐、中亚到达罗马，全长5000多公里。）；
有西安到成都再到印度的山道崎岖的“西南丝绸之路”：既陕康藏茶马古道——蹚古道，通向南亚、中亚、欧洲国家。
还有从广州、泉州、杭州、扬州等沿海城市出发，从南洋到阿拉伯海，甚至远达非洲东海岸的海上贸易的“海上丝绸之路”等。
“西南丝绸之路”在中国境内由三大干线组成，主线全长6000多公里。一条是以西安到成都再到印度的山道崎岖的“西南丝绸之路”：既陕康藏茶马古道——蹚古道，通向南亚、中亚、欧洲国家。这是西南丝绸之路的主线一条是从成都南出发，经宜宾、曲靖、昆明、楚雄；三是上述两条路线大理汇合后西行，经漾濞、永平、保山、腾冲出缅甸，从保山至缅甸段称为“永昌道”。长安、成都分别是两条“西南丝绸之路”的起点，腾冲是国内“西南丝绸之路”的最后驿站。元朝统一云南后，在行省境内建立驿站78处，其中由中庆（今昆明）至大理沿途经禄丰、路甸、威楚、沙却、普棚、白山石诸站，随着时代的变迁有称塘、铺、哨、关、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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