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票作为理财方法之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进行股票投资，为了赢得更多的利润，投资者开始了解和学习股票知识，下面，美盛财富通讲解关于《工改商》的内容，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
可以向住建局举报，或者是向自然资源部门下属的规划和监察大队举报。需要提供足够的证据。
即将迎来40岁生日的深圳接收了中央正式抛出的“礼包”。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年）》（下称“《实施方案》”）。
其中，涉及到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下称“农转用”）的审批权限由广东省进一步下放至深圳、深圳持续推进的二三产业混合用地获中央文件鼓励等，被业内认为或释放系列“二级利好”。
相较于农业用地有限的深圳而言，超过60%土地属于非建设用地的深汕特别合作区将大获裨益。有多位人士乐观预判，《实施方案》本质上是推动深圳将此前的农村土地改革经验、农村户籍人口转城市户籍人口经验等经济、社会管理实践方法复制到深汕特别合作区。
率先开启“工改”序幕的深圳，至今十三年间工改二三产混合功能的项目并不少。此次首度获中央文件鼓励支持，房企人士也期待更多工改细则跟进。
农转用权限下放
《实施方案》指出，“支持在土地管理制度上深化探索。将国务院可以授权的永久基本农田以外的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下称“农转用”）审批事项委托深圳市政府批准。”
早在今年3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授权和委托用地审批权的决定》，其中重要的内容就是“将国务院可以授权的永久基本农田以外的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审批事项授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作为副省级城市、计划单列市的深圳也拿到了这项权利，这为深圳拓展城市发展空间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彼时，国务院还授予了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重庆等8省市“永久基本农田转为建设用地审批权，以及其他国务院批准土地征收审批事项”。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46条，下列3种征收土地情况的，需要由国务院批准——征收永久基本农田；征收永久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超过三十五公顷的；征收其他土地超过七十公顷的。
在《实施方案》出台的背景下，深圳目前拥有了后面两种审批权，但尚不具有第一种情况的审批权。
相较之下，深圳此次获得的土地审批权限要小一些。但农转用权限由广东省下放至深圳。
广东省旧城镇旧厂房旧村庄改造协会副会长、合一城市更新集团董事总经理罗宇指出，这也契合《实施方案》第二十五条所提到的“依法依规赋予深圳更多省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这对于深圳土地管理有一定的影响。
深圳现有1997.47平方公里土地，深汕特别合作区还有468.3平方公里土地。市区内几乎都是建设用地，农业用地主要分布在关外的坪山区、光明区、大鹏新区及深汕特别合作区。
早在2005年，深圳在全国率先划定了基本生态控制线，将全市总用地的49.88%划入了生态控制线范围。在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中强调，“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加强生态环境监管执法，对违法行为‘零容忍’。”
高力国际华南区咨询服务部执行董事陈厚桥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之际一方面表示，土地审批权限的下放能部分缓解深圳土地资源供应紧张的问题，但他也直言在生态保护红线的作用下，深圳乃至深汕合作区实际可转化为建设用地的农用地要打折扣。“新政策并不是类似于新增深汕特别合作区那样的飞地给深圳，只是土地审批权限的下放，对深圳土地管理有利，但实际作用有限。”
《实施方案》也有提及“深化深汕特别合作区等区域农村土地制度改革”。2018年12月,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揭牌，被称作深圳第“10+1”区。
截至目前，深汕特别合作区在医疗、教育、产业等多个方面都与深圳展开了对接。仅产业引进方面，截至目前，深汕合作区供地产业项目89个（82个来自深圳），涉及机器人、新材料等多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预计提供6.3万个就业岗位。
深汕合作区对接深圳资源以更好对标深圳被外界视为两地关系互动的主旋律。伴随产业及配套公共资源的引进，深汕特别合作区农业人口转为城市人口也被视为顺理成章的事情。
陈厚桥等人士也指出，《实施方案》提及深汕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本质上是推动深圳将此前的农村土地改革经验、农村户籍人口转城市户籍人口经验等经济、社会管理实践方法复制到深汕特别合作区。
“工改”业务迎更明朗预期
除了给深圳土地管理适度放权外，《实施方案》有提出“支持在符合国土空间规划要求的前提下，推进二三产业混合用地。支持盘活利用存量工业用地，探索解决规划调整、土地供应、收益分配、历史遗留用地问题。”
二三产业混合用地制度即工业和商业、居住、公共设施等用地功能混合。
近几年，深圳、东莞等均开始了此类探索，即将现有存量工业用地或旧工业区，升级改造为用地性质为M0（新型产业用地）。
根据深圳2015年发布的《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M0地块主导用途为厂房（无污染生产）、研发用房，其它用途包括商业、宿舍、可附设的市政设施、可附设的交通设施、其它配套辅助设施地块等。深圳的M0地块通常由工业地块城市更新而来，改造后的地块可以建设工厂、办公楼、商业、公寓等。
罗宇认为，二三产混合在深圳已有实践，《实施方案》对此更多是支持鼓励。“深圳早在2007年工业区升级改造政策出台就开启了‘工改’序幕，至今十三年间工改二三产混合功能的项目也不少。”
业内人士对于《实施方案》的出台更多是看作工改获中央文件鼓励支持，迎来更积极政策预期。
这几年，“工改工”类城市更新越来越受重视。但与之对应的是并不见减少的各类争议。
按照深圳“十三五”规划要求，深圳市政府确定新增产业用地目标，到2020年，整体用于工业用地的比例不得低于30%，或者说划定了270平方公里的“工业红线”。
对于划定工业区块控制线内的工业用地达270公里，外界一直存在不同看法，尤其是近年深圳第三产业比重超过第二产业。有声音就称，深圳不应该划定这么大面积的工业用地，如果计算去除近50%的生态红线、30%的工业用地，再扣除医院、学校、公路等配套用地，留给住宅的土地太少了。
几乎每隔一段时间，都有言论称，“深圳应将当前30%的工业用地红线降至20%”、“三产用地比重应提高”、“深圳工业用地规划已不匹配深圳产业结构”等。此次《实施方案》出台，也引发不少关注该领域预期的业内人士关注。
佳兆业集团副总裁刘策对此就有分析称，推进二三产业混合用地，强调存量工业土地盘活，这背后是深圳工业红线用地预留过大、服务用地不足。
“深圳供地结构性的问题，住宅偏少，工业用地偏多，适合传统经济结构，但现在大量人口进到深圳，第三产业特别是高科技产业高速发展，地均GDP提升，对工业用地需求降低，但对配套住宅和商服用地需求增加，需要调整优化供地结构。”刘策分析称，工改商、工改居和商改租等有较好的政策预期。
目前，《实施方案》尚未涉及工改更细化的条款。对于外界口中的“一份大礼包”，房企人士表示，“依法依规赋予深圳更多省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及区域价值获中央文件认可，长远利好深耕该片区的企业。
企业登记注册涉及部门众多，对于没有房屋产权证明的房屋，办理登记需由房管部门出具经营场所使用证明；涉及“工改商 ”等房屋功能改变的，需报请国土、规划部门审批。“如果开设娱乐场所，有消防、文广新等部门把关，如果开办的企业 ...
在房价横飞的年代，不是每个公司都能轻易的租套上千平米的办公室。尤其是创业型公司，面对资金不多人员不多的情况下，租个小型办公室是一项经济又合适的选择。
那面对小型办公室，应该通过怎样的装修设计去塑造公司文化、提升团队凝聚力和战斗力呢？又如何在舒适、高效、特色、节约这几个维度上找到平衡点呢？下面深圳工改商装修公司带大家一起来看看。
一、进行合理的功能布局
空间再小，基本的功能区也必须要有。例如：办公区、会议室、休闲区、会客区、茶水间、卫生间等都是必不可少的，合理的功能分区才能让员工在工作和休息时，更加的方便和舒适。
小型办公室装修设计时，有几个主要因素须重点考虑：
（一）动静分区：
根据不同部门员工的工作习惯，分在不同的位置。比如经常出入办公室的，就安排在靠门的方向；需要较为安静环境的，可以安排在办公室内部；财务尽量安排在较为私密的位置；总经理办公室可以安排在一个尽可能观察全局的位置。
（二）简约布置：
办公家具应该尽可能使用简约风格，避免繁琐的家具设计带来的视觉干扰。
（三）通道合理：
尽可能设置为直通道，避免弯弯曲曲的，浪费空间并且行走不方便。
小型办公室想要同时满足这些功能区并且希望做到合理的功能布局时，实心墙分割办公空间是不可取的，这种情况下 可以灵活运用玻璃隔断、软隔断、家具隔断等设计方式，让空间看上去划分的更加合理，这样即实现了空间的功能分区，又保持了空间的完整性。
二、彰显企业文化
每一个企业的文化氛围是不一样的，而企业经营者在企业管理的过程中是非常关注企业文化这件事情的，所以一些企业在办公室装修的时候，会要求最大程度的彰显企业文化。
想要最大程度的彰显企业文化，可以参考下面几点：
（一）企业VI延展：
企业logo是展现企业文化的根本，在装修logo时，背景墙可以通过logo的主色调来进行色彩搭配，形成整体一致性，logo的周围则可以采用一些简单大方的装饰品来进行装饰，以此营造出良好的企业形象。
（二）统一的风格：
办公室设计需要围绕统一的风格来设计，统一的风格能够给人一种给人一直的简约感，而混搭会让人感到且不协调的感觉，让人能有直观的感受企业的文化气息。
（三）不同性质办公室色调不同：
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气息和企业文化。对于一些比较严肃的办公企业尽量选用深色，这样能够体现稳重、大气；对于一些比较年轻化的互联网公司，可以选用亮堂的颜色，研究表明，色彩鲜明的颜色更能激发人的创造力。
深圳市百业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是一家国内著名设计师团队和建筑装饰专业工程师团体组建的装饰工程公司。业务范畴涉及办公厂房、商业、餐饮，医疗，教育空间等室内外各类工程设计规划、建筑装饰施工、空调机电、弱电智能、园林绿化等一体化装修服务。百业装饰以质量求生存，以信誉求发展为宗旨，零风险装修，咨询、量房、设计、预算、看样板间，一条龙服务，多年来所承接并完成的各类大、中、小型工程均受到了业主的一致好评，在装饰市场赢得良好的信誉，在业界享有较高的知名度。
1、大力发展外源型经济
上世纪70年代未，香港工业面临产业转型，大部分劳动密集形产业因工资、土地成本上升难以为继，正在寻找新的投资空间。此时，恰逢中国内地实施改革开放，深圳被批准成为中国内陆最大的经济特区。深圳与香港仅一河之隔，理所当然成为了港资来大陆发展的首选地。
深圳建市之初，吸引外资的主要形式是“三来一补”。所谓“三来一补”，即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这种引进外资的形式具有形式灵活、投资少、时间短、见效快、风险小、成本低等特点，在解决劳动就业、增加外汇收入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是促进深圳早期外向型经济发展的一条有效途径。
据媒体披露，第一个来深圳投资办厂的香港商人是郑可明。郑可明本系广东鹤山人，客居香港多年，但仍然心系罗湖桥北岸的世界。1978年初，他听人说内地在搞改革开放，便召集几个兄弟找来几台旧机器，从香港步行走过罗湖桥来深圳开办手袋厂。来深圳后，郑很快与当地村、镇政府签订了合同。按合同规定，村里出地、出人，郑出钱建厂并提供机器；原料由郑从香港运进，加工后，产品仍由郑往香港销售。这就是所谓的“三来一补”的原始模式。
继郑可明来深办厂后，郑的多名旅港老乡也纷纷效仿。此后，成群结队的香港人抬着机器从罗湖桥上赶过来，在深圳盖起简易的厂房，或是生产手袋、皮具；或是生产布料、服装；或是生产五金、自行车等。这种被称之为“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模式被迅速复制。
据当地人回忆，当年从罗湖口岸铺开来，一大片的全是小矮房，走在厂区中间都分不清东南西北，尽管当时手袋厂、箱包厂已经有很多了，但是扛着机器、背着大麻袋原料经过罗湖桥的香港商人仍是络绎不绝。
此后，深圳的各个乡镇都迎来了“三来一补”生意的香港商人，1979年，仅宝安的石岩村就进驻了100多家加工贸易企业。
在“三来一补”效应的影响下，1979年，深圳市正式提出了特区要以发展“三资”企业为主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1979年，泰国华侨谢国民率先来到深圳，拿到了深圳市“001号”中外合资企业营业执照，成立了正大集团蛇口公司，此后，谢又与美国大陆谷物公司康地集团合资组建了正大康地有限公司。
到1979年底，深圳引进“三来一补”企业和“三资”企业200多家，到1981年底，深圳市的外资企业已达1800多家。到1985年底，深圳特区已与外商签订协议4696项，协议投资33.5亿美元，占当时全国直接利用外资的六分之一。至此，深圳市的外向型经济格局已初见端倪。
2、放手发展民营经济
深圳建特区前，即1980年前，这里只有6户个体工商户，年营业额不足3万元。在上世纪80年代，当许多地方对民营经济的发展，尚处争论、观望阶段的时候，深圳市就明确提出了在注重发展“三资”企业的同时，也要注重培育本土民营经济的发展，并制定了《深圳经济特区民间科技企业登记注册办法》、《关于发展特区私营企业的若干观定》等重要政策法规。1980年以后，深圳按照“先繁荣后规矩，先活跃后有序”的的思路，在允许并支持本地居民发展个体经济的同时，大胆实行“打开城门，积极引进”的方针，允许邻县、外省的个体户进入特区经营。
到1985年底，全市个体户发展到2118户，其中一部分个体工商户无论在经营规模还是在雇工人数等方面，实际上都已突破个体经济的界限，开始向民营企业转变。
1987年国务院颁布了《城市个体工商户管理暂行条件》，1988年国务院又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深圳市在这期间根据国家的有关政策法规，结合当地的实际，又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和鼓励民营经济的政策法规，例如《深圳经济特区民间科技企业管理规定》、《深圳经济特区私营企业暂行规定》等等，提供了比内地更加优惠的条件，吸引了全国各地大批机关干部和科技人员来特区创办民营企业，尤其是科技型民营企业。在前一阶段积累了相当资金的个体工商户也正式注册为民营企业，民营经济进入了一个稳步发展的阶段。至1991年底全市民营企业已发展到1024户，总注册资金达15000万元。
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改革的总方向。深圳市根据国家的总体改革目标，在国家尚未出台《公司法》之前，于1992年率先出台了《有限责任公司条例》、《股份有限公司条例》、《合伙制条例》等，这些极具前瞻性的政策法规，再一次激起民间创业热潮。据工商部门反映，一时间，民营企业注册登记猛增，高峰时，每天要新增上百家民企。日后成为行业龙头的著名民企大都在这一期间筹备或延生。如通讯领域的华为、中心，网络领域的腾讯，软件领域的金蝶、金证等，生物工程领域的海王、海普瑞；新材料领域的比亚迪、长园、中金高能等。
由于深圳初步建立起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并拥有独立的立法权，一些在计划经济时期制订的限制民营企业发展的条条框框已基本废止。在深圳，凡是法律、法规未加禁止的行为，民营企业都可以进入。深圳民企涉足的领域既包括商业贸易、饮食服务、交通运输、建筑、加工制造等传统行业，也包括电子、通讯、生物工程、软件、激光等高新技术产业，还包括金融、物流、文化创意等现代服务业，甚至连一些垄断性行业，也向民企敞开了大门。正是由于有了这种开放、公平的竞争环境，才造就了如华为、中心、平安、比亚迪、万科等一批在世界举足轻重的民营企业。
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实施科技创新，也是深圳发展民营经济的重要举措。截止2001年底，经深圳市科技局正式认定的民营科技企业有1130家，其中高科技企业有60家。民营科技企业的技工贸总收入282亿元，工业总产值270亿元。全市14家市级技术开发中心，其中有4家落户在民企，全市有40%以上的研发人员集中在民企。深圳民企中，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占民企总数的64%，由自主知识产权创造的产值占深圳民营科技企业总产值的88%。
3、率先建立市场经济新体制
深圳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按照中央“杀出一条血路来”和“跳出现行体制之外”的指示精神，自建特区以来，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在国内率先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创造了国内的多个第一。
一是积极探索以精简机构、转变职能为主要内容的政府行政体制的改革。1986年，深圳市率先撤销了大部分行政性主管局，实行大部制，走出了政企分开的第一步；1987年，深圳市率先在国家机关内建立公务员制度，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转变为公务员；1992年前后，着手进行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废止了计划经济时期旧的规章制度，取消了大部分行政性审批的项目，放宽了市场准入制度。
二是积极推进国有企业改革。1986年深圳市率先进行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革的试点，成立了全国第一家专司国有资产管理的机构——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取消了企业的行政级别，有6家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改组。率先面向全国公开招聘管理人才，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2001年至2003年，深圳在全国率先推进竞争性领域劣势国有企业的整体改革，对5家大型国有企业进行国际招标招募，对几家大型国企集团实行授权经营。
三是积极推进价格体制的改革。1987年，深圳市从人民群众最为关切的副食品价格改革入手，逐步扩展到工业品价格的改革，取消各类票证，下放了定价权限，实行浮动价格，把物资调拨价改为议购议销价。到上世纪90年代初，又进一步调整价格改革的思路，由“以调为主”发展到“以放为主”，至此，深圳市97%的商品价格都由市场调节。
四是积极推进劳动、人事、分配制度的改革。早在1981年，深圳蛇口工业区就率先向全国公开招聘干部、职工，并宣布在工业区内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1986年，深圳市率先在国有企业内部推行劳动合同制，打破“铁饭碗”，率先实行结构工资制、职位工资制。深圳市还在股份制企业中试行员工持股和股份期权制度，并规定技术发明、品牌、商标、专利等知识产权和无形资产可以作价入股。这些改革极大地调动了企业员工的生产积极性，激发了广大科技人员和企业家创新活动。
五、是积极探索金融体制改革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曾对深圳的负责同志讲：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找，杀出一条血路来。深圳市按照小平同志的指示，在银行、证卷、保险等多个领域进行积极探索，在新中国金融史上创造了多个“第一”。
1982年，南洋商业银行深圳分行开业，成为中国内地引进的第一家外资银行。
1985年，深圳成立了全国第一家外汇调剂中心，为各地建立规范化的外汇市场提供了有益的探索。
1986年11月，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由深圳招商局出资人民币1亿元，组建了中国内地第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招商银行。
1987年12月28日，深圳发展银行成立，成为建国以来第一家向社会公开发售股票的商业银行业。
1990年12月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营业。
2004年5月27日，深交所正式启动中小企业板块，同年6月25日，首批中小板8家新股在深交所挂牌交易。
2009年9月，深交所正式启动创业板，同年10月30日，首批28家创业板公司正式在深交所挂牌交易。至此，深圳资本市场形成了由主板、中小板、创业板组成的梯形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结构。
六是充分运用好立法权，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巩固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1992年7月，深圳市获得了全国人大授予的立法权。深圳市充分运用这一优势，为率先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提供法律保障。在拥有立法权之后，深圳市先后在市场规划、市场秩序、社会保障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截止2000年，深圳市在所制定951项法规中，其中直接涉及经济改革方面的立法占立法总数的73%。目前，深圳已初步形成了适应特区市场经济需要的，与国际惯例相衔接的法律框架。这些法律、法规的制订和实施不仅有力地推动了深圳的改革和发展，也为国家的立法提供了鲜活的经验。
4、转变增长方式，实行产业转型升级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和发展，深圳的产业结构不断优化，逐步形成了特色鲜明的高新技术产业，市场体系较为健全和完善的金融产业、联通国际辐射内地的物流产业、与科技金融紧密结合的文化产业（后三者可称之为现代服务业）等四大支柱产业。
深圳的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其间经历了探索的艰辛与转型的阵痛。大致来说，深圳的产业结构经历了三次大的转型升级。
（1）第一次产业转型：由贸易向工业转型
深圳特区是在原宝安县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保安县是一个农业县，既没有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也没工工业基础，留给大特区的只有“一穷二白”。如果说深圳在建特区之初还有什么优势的话，那无非是这么两条：其一是国家给予了一些优惠政策，例如，吸引外资减税、免税、出口退税政策，国有企业享有进出口自主权等等；其二是地理上毗邻港澳，与香港只一河之隔。因此，深圳最初的发展之路别无选择，只能走贸易或加工贸易的发展路径，来逐步完成工业化的原始积累，这也符合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大都要经过贸、工、技发展的不同阶段的一般路径。
深圳通过贸易和加工贸易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有三个渠道或者说三大来源。
一是转口贸易。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刚刚拉开序幕，人们尚未告别短缺时代，港澳和国外物美价廉的轻工业品成为人们追逐的对象。当时整个中国掀起了一股全民经商的潮流，而深圳既地处沿海地带，又是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享有一系列优惠政策，其中，在特区兴建之初，为满足其建设中的物资供给，中央给予深圳在物资进口和外汇使用上一些特殊政策。因此，深圳很快成为国内新兴的贸易中心。不仅一大批内地个体工商户或刚刚脱离体制下海经商者，纷纷来深圳淘金，通过各种渠道与深圳有关机构拉上关系，而且外省乃至中央各个部办委都纷纷在深圳设贸易公司，来钻这个政策空子，将原本用于深圳特区内的进口物资，倒卖到内地去，靠这种贸易赚取暴利。
二是走私贩私。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沿海一带，例如山东、浙江、福建、广东，兴起了一股走私贩私的热潮，有不少人通过这种灰黑色的贸易方式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深圳也不例外。深圳可以说是当时电子产品零部件最大的走私集散地，闻名全国的赛格电子市场也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三是以“三来一补”为主要形式的加工贸易
如前所述，由于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港澳台等地劳动密集行业因人工、土地成本上升难以为继，而且寻求新的发展空间，而深圳又有天势、地利、人和的诸多优势，是承担这种产业转移的首选地。因此，加工贸易是深圳资本积累的主要来源。
在工业化初期，靠贸易打基础本无可厚非，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贸易立市的弊端也逐步显露出来，前两种贸易本来就不能登大雅之堂，后一种加工贸易形式也浮现出不少问题。最先对此提出批评的是刚从国外回到香港的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陈文鸿博士，他在香港出版的《广角镜》杂志（1985年5月号）上发表了名为《深圳特在那里》的文章，文章批评，深圳建特区5年来，表面上繁荣，但根基不稳，主要是利用国家优惠政策，通过贸易主要是通过对国内其他地方的转口贸易赚内地人的钱，这不应是深圳发展的方向。陈的文章激起了国内第一场关于深圳特区的大论战。在这场大论战中，大多数批评者认为，深圳工业的比重太低，而且指出，深圳要学会到国际市场上赚外国人的钱，而不应赚内地人的钱。
这一阶段，不仅理论界对深圳的发展路径颇有微词，中央也对深圳的政策进行了微调。1985年，中央决定拔掉给深圳输血的针头，加强对深圳进出口商品的控制。转眼间，几千家公司关门倒闭，深圳的经济亦陷入低谷。同年11月，国务院在深圳召开了经济特区发展外向型工业的座谈会，中央的第七个五年计划明确要求，“经济特区要在积极引进技术的同时，逐步做到生产以外销为主，力争为国家多创外汇。”
深圳也根据国家的“七五”计划目标，制订本市的发展规划，提出在“七五”期间，要利用外资15亿美元，国内投资60亿元人民币，新建500家工厂，到1990年，工业总产值达90亿人民币，用三年时间，基本上形成外向型工业结构。
至此，深圳产业结构进入了第一个转型期，即由贸易转向工业。以劳动密集型为特点的“三来一补”企业和三资企业继续在关外发展，特区外沿107国道以及深惠公路布满了这类企业。特区内形成了以电子、轻工业为主的上步、八卦岭工业区，以机械加工为主的梅林工业区，以轻纺为主的莲塘工业区，以建材为主的龙井工业区。经过几年的调整和发展，深圳迅速成长为国内重要的工业基地和经济中心。到1994年，深圳GDP已经超越许多传统工业基地，上升到全国第6位。
（2）第二次产业转型：由一般工业向高新技术产业转型
深圳在工业化初期，工业布局存在饥不择食的问题，尤其“三来一补”带来的问题较为突出。主要表现在：一是整个经济结构较为粗放，产品的附加值低，技术含量不高与整个城市的定位和远期发展目标不相称；二是一大批以“三来一补”的主要形式的加工贸易企业挤占了深圳的发展空间；三是一部分企业的产品技术含量低、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严重，不利于深圳的可持续发展；四是深圳农村经济过分依赖“三来一补”，丧失了建立一个自有、自主、自营的经济体系的良机，民营经济的发展不仅落后于温州地区也落后于珠三角的其他地区；五是“三来一补”企业的自主权和主动权在外商，难以防范国际市场的风险。
上述问题引起了深圳市委和政府的高度重视，特别是上任不久的市长历有为更是力主产业转型升级，限制发展“三来一补”。1993年年底，深圳市出台一份调整产业结构的文件。文件规定，暂停登记注册新的“三来一补”企业，特区内已办的“三来一补”加工业，属于污染环境的，要坚决迁走。另在特区外划出90平方公里的土地，建大工业区（现在的坪山新区）。政策一出，港资企业一片哗然，大量“三来一补”企业和“三资企业”纷纷迁往外地。这一过程一直延续到本世纪初。据统计，截止2008年，深圳已整体外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599家，涉及10个工业行业，涉及工业总产值达108亿元。
一般认为，深圳真正实施第二次产业转型升级并高调提出了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是在1995年前后，促成这一转型既来源于经济发展的困局，也部分来源于外界的质疑。1995年国内发生了关于深圳特区的第二次大论战。论战的一方是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历有为，论战的另一方是有“国情学者”之称的胡鞍钢博士。起因源于胡鞍钢发表了一篇关于《特区还要不要特下去》的文章。文章的中心论点是，特区不是特在国家的特殊优惠政策和全国人民的特别支持，而特在特区自身的创新。究竟谁是谁非，无法作出准确判断，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种关于特区的质疑，是向深圳特区敲了一次警钟，有利于调整发展战略和工作思路。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深圳市委市政府高调提出了深圳要第二次创业的口号。1995年，深圳市颁布了《关于推动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1997年深圳市又出台了《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发展规划纲要》，1998年，深圳市制订了《关于进一步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若干规定》（简称22条）。至此，深圳市初步完成了产业转型升级的政策布局。
经过几年的卧薪尝胆，深圳的第二次产业转型初见成效。
一是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加工贸易已初步实现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变，以电子信息产品为主的高新技术产品的比重达到57.7%，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比重下降至12%以下；二是一大批高耗能、高污染、低附加值的企业被淘汰。原布局在深圳南头、蛇口及东部沿海的印染厂、纺织厂等有的关停、有的迁移、有的转产；三是大批高新技术产业崛起，如光机电一体化、电子信息、生物工程、医药、新材料产业布满关内外，成为深圳的第一大支柱产业；四是物流产业迅速发展成为全国唯一拥有海、陆、空对外口岸的城市，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在全国排名连年跃升，直到2005年，雄居全球第四货柜港。
（3）第三次产业转型：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并举
深圳第三产业转型的动因来自两个方面：一方是政府主动为之，力图通过调整，在进一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基础上，将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由工业变为现代服务业，着力推进金融、会展、创意、文化等高端服务业的发展。为此，深圳出台一系列政策法规。2005年，深圳市出台《工业结构调整实施方案》，方案提高了企业进入的环保门槛。同年，深圳还出台了《2005——2010年深圳市文化产业发展规划纲要》，第一次明确提出将文化产业列为第四大支柱产业。2007年1月，深圳市出台了《关于加快我市高端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这个文件还被认为是深圳向现代服务业进军的动员令。
另一方面，一大批“三来一补”企业“三资企业”，因生存环境恶化，主动外迁，形成了继1993年之后的又一波外迁潮，已经并将持续影响深圳的经济总量。外资企业外迁的原因主要有以下方面：一是用地严重短缺，企业的扩张受到影响；二是政策优势弱化，国家调整了加工贸易政策，降低了出口退税率，并取消部分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的出品退税，并收缩了信贷等等；三是利润空间缩小，人工工资、土地成本上升，原材料价格上涨，工业用水、电价上调等等。从外迁的路线看，一部分迁至东莞、惠州，以及省外的湖南、湖北、广西等地；也有一部企业则向越南、孟加拉、印度等生产成本更低、准入制度较为宽松的国家和地区转移。
正是上述两方面的因素，促成了深圳的第三次产业转型。按深圳市的说法，第三次产业转型，就是要实现五大转变：一是实现产业发展的核心要素由物质性资源向软资源转变；二是第二产业由劳动密集型向先进制造业转变；三是产业结构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转变；四是第三产业由传统服务业向高端服务业转变；五是经济增长动力由传统产业向高端产业转变。
目前这次转型仍在继续，但已初见端倪。以福田区为例，近几年福田区在转型中探索出三个模式：即：“工改商模式”、“工改工模式”、“工改文模式”。一是以华强北商业街为代表的“工改商”模式，把华强北从原来以电子产品生产和销售为主的工商混合区发展的中国电子第一街；二是以上沙创新科技园为代表的“工改工”模式，将16栋“三来一补”的厂房进行整体改造，把原先的低端加工制造园区改造成为科技创新园区，现在这里聚集几十家通信、网络等高科技研发企业，年产值比改造前增长了17.25倍；三是以田面创意产业园为代表的“工改文”模式，把原先的汽车修配、服务生产的工业区改造成为集工业设计、平面设计、空间设计于一体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如今，在仅4.3平方公里的福田中央商务区，聚集着75家世界500强企业的124个研发中心、采购中心或分支机构，占深圳市80%的创投机构、65%的证券营业部、94%的基金公司、84%的保险机构，此外，还聚集 了100多家的各类金融机构的业务总部和区域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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