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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京办主任一共4部，丁能通结局为因美人计一步一步掉进桃色陷阱，最后被双规。
1、《驻京办主任1(修订版)》
《驻京办主任1(修订版)》通过对东州市政府驻京办主任丁能通的深入刻画，层层揭开驻京办的神秘面纱，塑造了以市委副书记为代表的一批具有高尚政治品格和政治智慧的政治家形象。
讲述了市长肖鸿林，常务副市长贾朝轩从改革精英蜕变成腐败分子的罪恶过程。生动刻画了身处政治漩涡中心的丁能通既诡谲圆滑又精明干练的人物性格。
2、《驻京办主任2》
受肖鸿林、贾朝轩腐败大案的牵连，东州东驻京办主任丁能通一度停职反省，多亏了新任市长夏闻天力排众议，充分肯定了丁能通在“肖贾大案”中的表现，使得丁能通重新走上驻京办主任的岗位。
小说以毫不妥协的深刻性不仅探讨了驻京办如何转变职能的问题，而且以驻京办这个特殊的政治平台为主线，通过市委书记洪文山和市长夏闻天之间以什么发展观立市的博弈，深入探讨了科学发展观问题。
通过药王庙社区大拆迁、社保基金腐败案、皇县矿官商勾结、琼水湖生态难等重大事件的深刻描写，生动叙述了省市县三级领导干部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心灵嬗变。
3、《驻京办主任3》
为讨新任市长吴东明的欢心，丁能通煞费苦心，却并未完全得到吴市长的信任，吴东明还工于心计地从市公安局提拔习涛任驻京办主任助理，丁能通本能地认为吴市长在自己身边安插了一位“特务”，两个人的关系一开始就微妙起来。
上任伊始，吴东明以东汽集团为突破口全力振兴东州装备制造业，却演绎了一场“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悲剧，致使东汽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金伟民迷失在自己设计的资本迷宫中。
与此同时，在吴东明扶持下，迅速崛起的民营企业蝎神集团因盲目扩张、经营不善破产倒闭，老板邱兴本因官商勾结而出逃，引发了清江省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群访事件。
小说通过市委书记夏闻天与市长吴东明之间围绕解放思想必须杀出一条血路的政治博弈，以毫不妥协的犀利笔锋深刻揭示了悬在企业家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充分暴露了国企改革和民企发展过程中的“阿喀琉斯之踵”。
4、《驻京办主任4》
著名作家顾怀远鬼使神差地想写一部与驻京办有关的长篇小说，于是突发奇想地去了北京，想通过挖掘东州市驻京办主任丁能通的心灵世界获得第一手素材，顾怀远不虚此行，出乎意料地拿到了丁能通的日记。
通过对丁能通道破天机的日记的触目惊心的解读，顾怀远创作了一部长篇小说《驻京办主任》：主人公丁则成实际上是一个颇具警觉性的驻京办主任，但是由于身处逼良为娼的环境之中，在陷害副主任杨厚德的路上越走越远，最后跌入深渊。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驻京办主任1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驻京办主任2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驻京办主任3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驻京办主任4
古代人们普遍认为，人有三魂七魄，人的魂魄一旦离开肉身那么后果轻则行为痴傻，重则顷刻丧命。
与此同时，民间流传有一种奇异的妖术叫做“叫魂”，这种妖术可以控制灵魂，借用某种手段把别人身上的魂魄带走，以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
听上去玄之又玄的妖术，竟然致使正值康乾鼎盛的大清国，在一年之间死了上万人，这就是 历史 上鼎鼎大名的“叫魂”案，此案曾经不光在民间引起巨大恐慌，就连乾隆皇帝也被吓的不轻！
故事起源发生在乾隆三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768年。
浙江省德清县即将开展一项修建石桥的工程，有人推举了当地最有名的工匠吴东明作为项目的总负责人，吴东明欣然接受了这个工作邀约。正当一切材料、人员准备得当之后，有一个不速之客前来拜访吴东明，希望他能够同意自己一个难以启齿的请求。
来者名叫沈士良，在当地也算是一名富商，他平时最大的困扰是没有自己亲生的孩子，现在他老了无人养老送终，只得与自己两个侄子一同生活。沈士良将自己的家产平分给两个侄子后，却发现他们翻脸不认人起来，竟没有一个人愿意承担他的养老责任。
心怀怨恨的沈士良决心要惩罚两个侄子，但是他所想到的方法不是上报官府，竟是使用巫蛊之术。当地有传言，只要石匠将写有想要诅咒之人的名字狠狠地打在石桩之下，那么被诅咒之人近日一定会非死即残。
沈士良闻听吴东明正要开工建造石桥，便来请求他帮自己这个忙。他将纸条和一锭银子交给吴东明，但是得到的却是吴东明义正言辞地拒绝。吴东明根本不相信这样的巫蛊之术，再者也不愿帮人做恶事。
但是沈士良不死心，总是在吴东明的工程队开工之时来闹事，一次终于把吴东明惹急了，他拉着沈士良就去了官府。堂上大老爷听完沈士良与吴东明相互的辩白后，草草认定这不过是邻里之间的一场纠纷，既然是沈士良扰乱工程进度在先，那么便依照律法，打了沈士良二十大板以作惩罚。
沈士良人上了年纪又挨了打，只顾着养伤再不想着报复之事，就此他与吴东明的官司也算是消停了。
但是令当事者没有想到的是，关于这件事竟然还有后续，此案从官府衙门流传出去，从街头一直传到巷尾，经过无数讲述人添油加醋之后，这件事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或许关于此案的其他细节并没有流传得很广，但是关于其中涉及到的巫蛊之术却是遍地开花。
竟然真的有迷信群众认为，用写名字、剪头发、画符咒这样的方式可以叫走一个人的魂魄，致使那个人死亡。
轻信了谣言的德清县民众瞬间产生一种恐慌 情感 ，这种恐慌在浙江省的另一起糊涂案子当中达到顶峰。
大约是在沈士良的案子发生两个月后，一名来自德清县沿路乞讨至杭州的乞丐，被杭州当地居民一同扭送至衙门，要问这个乞丐到底犯了什么罪？百姓们也说不清，只觉得他的行为很古怪。
当地官员立即对这个乞丐用刑，在一番严刑拷打之下，乞丐终于说出自己有一种本事——叫魂，他画的符咒能够夺人魂魄，只要贴到一个人身上，那么那个人就会当场断气。
这个乞丐显然是一个集德清县谣言的大成者，他的话在杭州官员们耳中当然不足为信，或者他们也根本不怕，毕竟官老爷整日除了骑马就是坐轿，怎么会让陌生人轻易近身，更别说这个陌生人还是一个浑身脏兮兮的乞丐。
但是在衙门外围观的老百姓可真是被乞丐的一番胡言乱语给吓坏了，老百姓们对乞丐的话深信不疑，一方面是他们受教育水平低，不懂分辨；另一方面就是他们每天都接触各种陌生人，谁知道哪日就会撞见一个这样“会”法术的！
于是在场群众，得到这个消息之后立即奔走相告，唯恐迟了一步自己的家人亲眷就会死于非命。
古时候都是一个宗族一个宗族的生活在一起，尤其又是这样关乎“生死”的大事，因此流传速度很快。眼见“叫魂”一事传得愈来愈广，当地官府才知道坏了，这下可惹上大麻烦了。
谣言从德清县传到杭州，从杭州蔓延至整个浙江，继而辐射到整个江南地区。有人要问，这样大规模的民间恐慌难道不会引起官府的注意，实行控制手段吗？答案是肯定的，但是即使官府一直张贴澄清告示，对于“叫魂”案也于事无补。
因为在百姓心中，政府的信誉度很低，这放在今天则有一个专业名词用来解释此类现象——“塔西佗陷阱”，即为政府部门或某一组织失去公信力的情况下，无论它说真话还是假话，行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行坏事。
民众根本不理政府，他们只相信自己亲友所陈述的事实。谣言一路疯狂发展下去，到最后竟然开始有无辜的人因此丧命。例如，有两个游历杭州的和尚，路遇一个农夫的孩子，见那孩子机灵可爱，便随口问了一句“你叫什么名字？”
不巧，这句话被在一旁的农夫不小心听到，那农夫一看问自己孩子名姓的人是生面孔，又是和尚装扮，自然而然地就会把他们两个与“叫魂”联系在一起，农夫不由得两个和尚辩解，便四处呼朋唤友抄起武器家伙，可怜这两个和尚竟被当街打死，这还不算完。
周围居民认为解决妖孽这样还不算彻底，要将两个和尚的尸首用火烧的他们灰飞烟灭才算了结，避免他们的魂魄再继续“害人”。
类似这样草菅人命的案子还有很多，官员们眼见事态失去控制，便索性将这件事放在一旁不做任何努力，他们相互串通，统一选择瞒报。
于是谣言没了官方的管制，便开始更加肆无忌惮地向整个中国开始蔓延。并且“叫魂”的方式方法也随之更新，等传到天子脚下之时，普遍的“叫魂”方法是剪掉别人头上的一小撮头发。
满人尤其皇室是最听不得“剪发”二字，因为剪发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剪掉辫子，剪掉辫子又会被引申为“反清”。
在大清入关之前，中原地区的人民一直是受汉人统治，汉人没有剃头留金钱鼠尾辫的习俗，清军入关后为了使万民之心归顺，实行了一场“剃发”运动，口号“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所有想活命的汉人，就要剃掉大半头发，只在后脑勺附近留一撮辫子。
如今民间四处都在流传剪掉头发（辫子）的谣言，这让乾隆皇帝怎么能够不生气。他是既愤怒又吃惊，他没想到在这样的盛世还有如此荒谬不实的谣言，更没想到几代人用心经营的江山因为一个所谓的“叫魂”就被搅弄得不得安宁。
乾隆速速急调军机处大臣审理此案。皇帝的本意是尽快查清谣言源头，解决掉有危害的势力，将事件做一个系统的澄清，但是往往事与愿违。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叫魂”案的源头是一场无头无尾的所谓“民间纠纷案”，因为其中涉及巫蛊元素，从而得到广泛流传，被有心人利用后，出现了恶劣的影响，官府不但没有及时究办反而选择欺上瞒下，最终使一件芝麻绿豆的小事发展成现在这样势如水火的局面。
其中最大的弊病，一是出在“吏治”得不清明，不严格；二是出在信息没有得到有效且正确传达和理解。
乾隆皇帝的政策也是一样，各地官员还没有真正理解弄懂皇帝的指令，就先火急火燎地操办“叫魂”案，他们的确是在兢兢业业的处理政令，但是方向完全错了。多数官员是这样办案的——凡是与“叫魂”案有牵扯的人，立即杀！督办不力的官员，立即杀！
等军机大臣们查看涉案人员之时，发觉当地官员也脱离不了关系，顺藤摸瓜下去抓出一连串的罪臣，一味地杀下去，恐怕用不了多久朝廷的政务系统就会迎来全面瘫痪。军机大臣们只得统一上书请命暂缓调查，给民众和政府一个喘息机会。
乾隆皇帝见到将近万余人的死亡名单后，也不由得沉默了，他只得同意大臣们的联名上书，乾隆不得不承认自己执政几十年来，从未见过有如此这般令他恐慌的局面。
“叫魂”案与一般的战争不同，它来无影去无踪，就像是传说中的鬼魅，听说过没见过。叫嚷了一年左右的“叫魂”杀人，但是却发现真正死于这个原因的没有几个人，甚至可以说是没有人死于“叫魂”。
要么是死于恐慌，要么是死于“叫魂”借口下的谋杀，要么是被牵连，这才是“叫魂”案真正恐怖的地方。
更加恐怖的是，谣言一夜之间兴起，一夜之间消失，最终涉及十二个省市，因其至死一万多条性命的叫魂案就这样埋没在 历史 的烟尘中。即使在今天也有无数类似事件发生，古往今来，我们没有从中得到一丝教训，这才是“叫魂”案背后真正的悲哀。
18世纪中叶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大且最发达的国家，遥遥领先于其他各国。在强大的乾隆皇帝和稳定的家族统治下，中国刚刚走过它有史以来最长的半载盛世。领土面积越来越大，也越发富裕、文明开化，它的疆域拓展到了和如今差不多的水平。但中国也变得极其拥挤。政治稳定和自美洲引进的新作物使得人口总数翻了两倍，达到大约3亿。在顶峰期，人口增长率每年都会增加超过13%。
这意味着麻烦的到来，因为财富还远没有达到公平分配的水平。清朝是一个反差巨大的时期：统治阶级富有得下辈子都用不完他们的钱，农民却只能依靠土地勉强糊口。对那些生活在食物链底端的人来说——这里的底端既是比喻也是现实——被饿死的可能性始终存在。离长江沿线富有的农业冲积平原越远，事实更是如此。
在18世纪60年代后期，许多农民被迫以乞讨为生，离家万里，只能把自己寄托于陌生人的善意上。成千上万被迫流离的移民不可避免导致冲突发生。也正是他们，导致爆发了一场历史上最异常的恐慌和流言。
此次恐慌事件数以百计的受害者中，有一位来自山东的流浪乞丐，名叫张四。张四和他11岁的儿子一起流浪，靠着向流浪路途沿线的众多农民唱“莲花落”（一种浪漫的民歌）受施为生，生活来源并不稳定。1768年7月末，他们已经走到了徐州，这座城市距他们故乡以南200里。
根据张四后来供认，当时他们被一个高个子的陌生男人搭讪。这个人问他们以什么为生，听说他们以乞讨为生后，他给他们提供了工作机会——每剪掉一个农民的辫子就给他们500文（铜钱是清朝的通行货币，500文钱相当于半盎司银）。这位陌生人不愿意告诉张四父子他想要剪下来的辫子做什么，不过他也提供了一些帮助：一把剪刀和一小袋据他说是迷药的粉末。在人的头上撒一些粉末，此人就会不知不觉倒地，然后就可以轻松地剪掉他的辫子了。
张四说，这份工作听起来非常简单，所以他接受了这份委托。他和陌生人约定之后在相邻省份的边界再见面，然后张四父子就继续向苏州赶路。在途中经过姓赵的一家人时，他们在一位雇工身上试了试迷药，他果然倒地了；于是张四拿出他的剪刀，剪掉辫尾，和剪刀一起收进随身的包里。但是二人并没有走远，在村庄外一、两里的地方，一群官兵追上来逮捕了他们，还把他们投入了县牢里。父子二人被告知，他们是窃取他人灵魂这一重大罪行的嫌疑犯。
一位中国的理发师正在帮顾客剃前额的头发，修剪辫子。清朝皇帝强迫所有男性都要留这种发型，而这一发型正是人们恐惧灵魂窃取的源头。
张四本应想到他所做的事极度危险。在中国文化中，很多人都相信术士（sorcerer）能用方术把人的灵魂从身体里分离出来，对着受害人剪下来的头发施咒，必定能将灵魂和身体的联系切断。人们相信，一旦咒语开始，被分离出来的灵魂就会受到术士的控制，他们会用这灵魂做各种各样的坏事。
这种方术似乎可以用来让无生命的物体活起来——比如做成动物或者人类样子的小纸片。这些活过来的纸片人可以被当做保镖，或者被派出执行术士的命令，包括从别人房子里偷东西或者谋害他人性命。同时，整件事情的受害者则注定会死亡。一旦人的灵魂被偷走，他就会开始生病，直到最后死去。如果父亲或年龄较长的儿子去世，这对一个家族的好几代都是一场灾难。因此，盗取他人灵魂被视为更加严重的罪行。
在中国，叫魂是一个复杂的传说，与许多民间故事紧密相关。比如，人们认为最容易受害的是小孩，虽然很难说这是因为孩子拥有更多生命力还是孩子威胁较小的缘故。每一条被剪下来的辫子足以赋予三个纸片人生命，而纸片人作为术士的仆人拥有相当强大的力量。他们能飞，甚至能进入死后的世界，变出真正的人形，成为阴仆或者阴妾。
据称有些药物并不是让受害者失去知觉，而是能让使用者隐形。为了拯救不幸的受害人，人们对于如何破法也有一些奇特的想法。一种说法是纸片和女性尿液接触后就会被麻痹；还有一种说法是，解救灵魂的唯一做法是从受害人头发上再剪一缕，并浸在粪池里80天。至于纸片人本身，后来的说法是他们高约5英寸，大腿和脚上都有符咒，可以让他们飞行，隐匿，打雷，闪电；他们还配有迷你的纸质剪刀。
在张四被带至苏州审讯的前四五个月，1768年的恐慌事件就已经开始了。事情最初在位于长江入海口的陈江县爆发，那是中国工业化之前最富裕的地方。这里是中国丝绸工业——清朝最赚钱的制造业——的核心地区，正如孔飞力（Philip A. Kuhn，美国汉学家，编者注）所说，那是一片广袤而富饶的桑园，横跨一整片河漫滩，其间点缀着小溪、运河和低矮和缓的山丘。流言的苗头来自德清县，它位于杭州以北的南条河边。1767年秋，当地政府招募了几位本地石匠竞标一份大合同：更换城东墙上的水门。
有三位石匠竞争这份工作，最后竞标成功的人名叫吴东明。他的团队从一月开始作业，但直到三月，支撑新水门的桩子才打下去。当吴东明为了保证有新鲜大米供应给工人而出发返回故乡时，流言早已散播开来：石匠们需要借助超自然力量帮助他们完成这份工作。
清代的石匠经常和方术联系在一起。在一个还没有发明机械的时代，石匠的巨大劳动强度需要艰巨的努力，人们自然认为他们有时要借助方术才能完成工作。人们还普遍相信，石匠偶尔会使用招魂的方法帮助自己完成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石匠会先找出人们的姓名，把名字写在纸条上，再把纸条钉在桩子上。在石匠打桩时，叫魂可以用来增加额外的精神力量。当然，招魂同时也会损伤受害人的元气，最终使其死亡。
那时，石匠叫魂的故事似乎已经极为常见。在吴东明的家乡仁和县，这类故事因为一个人而为人熟知，这个人的名字叫沈士良。当时，43岁的沈士良生活条件大不如前，被迫搬去和他的侄子一起住在家宅大院里。一到大院里，沈士良发现自己成为了日常受欺负的对象：年轻的亲戚欺凌他，偷他的钱，甚至辱骂他的母亲。愤怒的沈士良于是去到当地的佛寺（译注：本文原文中用的Buddhist temple，但《叫魂》原著中说沈去的是土地庙），在祭坛面前烧了一张纸，上面全是他写给阎王爷的抱怨。然后他找到了吴东明，向他提供了他侄子的名字，让吴东明盗取他们的灵魂。
吴东明不屑一顾——或者也是太小心翼翼——他没有听从沈士良这个不寻常的提议。但他也意识到如果让事情自然而然发展的潜在后果，那会让关于这段对话的流言传开。因此，他向当地保正（译注：古代农村每五百户设都保，都保的领导叫都保正）报告了整件事情，保正逮捕了沈士良并把他押到德清去审讯。县长最终以打沈士良二十五大板解决了这件事。考虑到县长拥有的其他选择——比如拷问沈士明以获取更多信息，或者直接判死刑——这惩罚只不过是警告性的。很难想象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基层官员，会真的重视农民的迷信思想，或者相信人的灵魂可以被盗走。
当这些人知道他是哪里人后，事情很快变得一发不可收拾。计兆美被指控会叫魂，从德清被派出来诱捕不够警惕的省城人。为了保护自己不被私刑至死，他脱口承认了这一指控。他在惊恐中补充道，自己用一些纸符杀死了城里的两个孩子。在被押到衙门后，计兆美指认吴东明为他的同谋。
现在，我们可以停下来想想为什么对德清人割辫的恐惧为在当时当地爆发，以及此事为何最后严重到要皇帝本人亲自负责调查。这些问题的答案很复杂，必须要回到17世纪40年代才能找到回答。当时，汉族的王朝——明朝已经统治了这个国家将近三个世纪，行至末路。在北方，明朝面临着满族这个可怕的敌人。作为一个游牧民族，他们在长城的另一边建立了自己的帝国。1644年，由于农民造反，明朝末代皇帝在他宫殿后的一棵树上上吊自尽。满族人迅速袭击并屠杀了汉人军队，并在北京建立起自己的统治。
新的清朝花了一些时间稳固自身，然而汉人的数量仍远远超过满族人。继任的清朝皇帝——无论他们看上去多么成功——一直生活在对两件可能给当朝带来灾难的恐惧之中。第一件是汉人暴动，第二件则是南方懒惰、危险、腐化的文明会同化他们自认强壮、尚武的民族。
清朝官员正逮捕白莲教成员，白莲教是一个秘密的佛教团体。
满族人相信，暴乱很有可能通过民间宗教被点燃。中国的道教和佛教都已经是当时国家无法控制的教派；这些教派往往分裂成半政治的秘密社团，通过四布的僧侣网络传播他们的活动，这些僧侣随后会变成叫魂事件中的主要嫌疑人。另一方面，要防止被同化，最好的办法就是维持满人和汉人之间清晰的界限。为了实现这一点，清朝第一位皇帝颁布了法令，命令所有新的臣民都要留一种特别的发型，以表明他们低下的地位。这一发型要求把前额剃干净，同时把后脑勺的头发留长，并编成整齐的辫子。
因为当时民间广泛的招魂案引起了乾隆皇帝的注意，牵扯到了皇室利益，甚至影响到了整个王朝，因此皇帝亲自对此案进行审查，并下令处死造谣的人。当然这其中可能也不乏被冤枉的百姓。
我认为，在当时生产力水平非常低的小农社会中，大家无法对一些奇怪的事情作出科学的解释，只有将它归其为神的存在。事实上，按照现在唯物主义论人死去之后，怎么可能还会有灵魂呢？所以招魂其实是并不存在的，只是当时的百姓为了给自己一个更幸福的解释编造出来的谎言。
当时是其实是清朝的一个石匠叫吴东明，他在修水门的时候，需要将树根木桩钉入河床中，而这时，一个叫穆方舟的人就将他的仇家的八字用纸包好，让吴东明将它钉入木桩，目的就是为了让仇家永世不得翻身。后来就有许多人找吴东明，让他把自己的仇家的生辰八字定入木桩中，借此来诅咒仇家。
在清宫剧中常见的就是后宫的王妃，将生成八字贴在娃娃上，然后针刺娃娃，来诅咒怀了孩子的嫔妃，据说当年康熙的皇长子就是用这个一束来诅咒太子的。后来这件事情在全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被爆出来全国各地都爆发了招魂案，这件事就引起了皇帝的注意，招魂的事情已经影响到了百姓的正常生活，影响到了整个皇家的利益，所以康熙亲自将招魂的人下令杀死。
最后的结局是因为这“魂”案出现了太多冤案，然后由很多人一起上书给帝王，帝王便将关于寻讨“魂”案的行动都给停止掉。
在民间有个邪术做“魂”，“魂”的用法是让石匠在工作的时候将写有别人的姓名的纸放在木桩的顶部，石匠干活时用铁锤击打木桩就可以诅咒到那张纸上名字的主人，被诅咒的人会在近段时间死去或者生一场大病。
“魂”案的爆发是由当时一个叫沈士良引发的，沈士良有两个侄子不尊重他，并且在平常生活中还虐待他，他就对两个侄子心生怨恨，有一天他从别人那里听到“魂”的说法，便去找石匠吴东明帮忙将他两个侄子的名字在工作的时候放在木桩的顶部，以此来报复他两个侄子。
而吴东明对这个“魂”法是略有耳闻的，知道这样干是犯法的，还有可能给自己带来麻烦，所以吴东明便把沈士良想用“魂”法来报复他两个侄子的事情告诉给了官府，然后沈士良就被抓去了官府打了二十五大板，并且警告他不要去触碰这些歪门邪道。
但是后来吴东明的同乡也去找吴东明帮忙施展“魂”法，吴东明看见是同乡的面子上便帮了他，谁知道被人告密揭发出来，衙门的人便将吴东明给扣走，而在同一时间各地“魂”案也被揭发出来，连皇宫里都有“魂”法的出现，康熙的长子用“魂”法来祖咒太子来助自己早日登上皇位，因为是全国性的案件导致乾隆也出来掌控大局，亲自来对“魂”案审查。
但是经过专门调查“魂”案的官员调查发现许多“魂”案都是地方一些官员想邀功故意制造出来的，因为这些“魂”案无数人被冤死，因为“魂”案一些官员被搞掉官职，然后调查的官员便一起上书给乾隆，请求撤销对魂案的调查，而乾隆也感觉“魂”案全国性爆发有点奇怪，便接受了官员的建议，停止对“魂”案的搜查。
18世纪60年代的中国，正处于所谓的康乾盛世时期，然而，一个从浙江德清县传出的有关“叫魂”的妖术传言，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内便在整个帝国内传播，并且还不时触动着民族问题这根敏感的神经，最终几乎引发了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
谣言的产生，似乎总是从天而降，然后开始繁殖、流传。而且很快就形成了星火燎原之势。
谣言的产生
1768年初，浙江德清县县城东面城墙的水门坍塌，当地的县令雇佣了一名叫吴东明的石匠带领他的施工队修缮城墙。工程开工两个月之后，作为工头的他发现大米的储备无法支撑到工程结束，便赶到距离德清县30多里的自己的老家——仁和县区采购大米。
吴东明刚到家，一个叫沈士良的当地人就跑来找他帮忙，沈士良诉苦说，自己多年来饱受冾侄子的虐待而无计可施，后来有人指点他说可以借助法术的力量来报复他们。
那人告诉他，有的石匠会在干活的时将活人的姓名写在纸片上，贴在木桩顶部，借助大锤撞击木桩带来神秘的力量诅咒那些被写下名字的人（民间称之为“叫魂”），结果是那些人不是生病，就是死去。
这次沈士良来找吴东明，目的就是想问他有没有这样的法术来实现自己的愿望。吴东明听完之后大惊失色，他虽然不懂沈士良所说的那种妖术，但他深知在一般人的印象中，石匠的确拥有诅咒他人的魔力。
但是，吴东明深知自己一旦和“叫魂”这样的麻烦事纠缠在一起，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的。他立即招徕了当地的保正，将沈士良扭送到了德清县县衙，德清县令经过审问，下令将沈士良打了25大板然后将其开释。
吴东明虽然证明了自己的清白并被免予处罚，但他最不希望看到的事情却发生了。人们纷纷传言在德清县修桥的过程中，有人从事了“叫魂”勾当，继之而来的是各种各样的以“叫魂”为核心内容的谣言却以不克遏制的态势在浙江各地流传开来。
一名叫计兆美的德清人，离开家乡准备到杭州城谋生。1768年4月3日晚，当计兆美来到西湖边的静慈寺时，他的口音引起了当地人的恐慌，有人质问他是不是为了德清造桥的事到杭州叫魂来了。
计兆美坚决否认自己是来叫魂的，在遭受一顿暴打之后，他被扭送到了当地保正家中。保正恐吓他说，再不说实话就要严刑拷打。最后，伤痕累累的计兆美不得不违心地承认说自己确实是来叫魂的，并且已经用两张纸符咒死了两个孩子（孩子的名字是他编出来的）。
最后，计兆美被移交到了钱塘县衙。不过，由于在审理的过程中计兆美的供述破绽百出，县官发现所谓叫魂之事纯属子虚乌有，最终将他释放。
在随后几个月的时间内二，吴东明的副手郭廷秀、游方僧人巨成、乞丐丘永年、净庄和尚等人又在不同的地方被卷入到了所谓“叫魂”事件中，事件的发生地也从开始的主要集中在浙江一省开始向江苏、山东。安徽等省扩散开来。
虽然这些案件后来证明斗不过是捕风捉影，但大众的恐慌心里却以爆炸般的速度向全国范围内蔓延，普通老百姓的安全感几乎丧失殆尽。
随着此类案件不断增加，有关叫魂的谣言也逐渐脱离了其最初发生的背景地——德清县，而且经过人们不断地演绎，开始有了比较独立的故事模式。这类故事的共性元素主要包括：
人们普遍相信，在一定条件下人的魂魄可以与躯体相分离；一个人如果掌握了另一个的魂魄，就可以用来为自己谋取特定利益；掌握别人的灵魂是通过施展法术（叫魂）来实现的，施展法术的方法包括对受害者身上的实物（通常是被剪下的辫子）念咒或将受害者的名字写在纸上埋入地下，然后念受害者的名字，被叫魂的人很快就会得病或死去。
谣言传播进程的每个阶段似乎都充满了不可控性，“叫魂”故事中重复出现辫子引起了统治当局的、更大的恐慌。
辫子的政治禁忌
对于少数民族身份的乾隆来说，他所担忧的不仅是“叫魂”谣言引发的社会秩序的混乱，还包括在这谣言背后是否还有一个更大的阴谋——是否有人在借“叫魂”事件中频频出现的辫子问题勾起汉人的痛苦回忆进而挑起民族之间的冲突呢？这是一个事实上必须加以高度提防但在官方正式语言中又不能公开挑明的问题。
“叫魂”案发生之时，满人的统治已经延续百余年，血腥的剃发令也成了遥远的回忆，但这种平静似乎一下子被漫天飞舞的剪辫谣言打破了。辫子问题一再成为公共话题的中心，令官方忧心忡忡。
在谣言传播的最初几个星期内，无论是乾隆还是地方各级官僚都倾向于将剪辫案作为普通刑事案件处理，但随着谣言传播范围的日益扩大，潜藏在皇帝内心的那根敏感神经终于被触动了。
他怀疑在这背后与也许存在着一个组织严密的网络在操纵着事件的进程，最终目的是要借剪辫问题挑起汉人的仇恨以便从中浑水摸鱼。
随着事态的发展乾隆最终确信了自己的判断，他决定全力开动官僚机器，对日益猖獗的妖术传言发起大规模的反击。
谁制造了谣言？
山东巡抚富尼汉是第一个向皇帝报告“叫魂”事件的封疆大吏，案件取得“突破性”进展也是从他那里开始的。
富尼汉在一份7月底写给乾隆的奏折中报告说，事情的发展已经超出了单纯的传播流言阶段，竟然真有一些无知小民收人蛊惑去尝试妖术。
在山东省内已经逮捕了多名从事剪辫勾当的人犯，其中两民分别叫蔡廷章和靳贯子的乞丐的供词引起了他的担忧。
据他们的供述，两人都是收人指示剪辫。他们作案的手法是把迷药弹在受害人的脸上，趁受害人昏迷的时候剪去他的发辫，其目的是供人作法之用。
据说，精通法术的大术师只要对着被剪下的辫子口念咒语，就可以摄人灵魂，再将剪下的带有灵魂精气的辫子扎在纸纸马上，便可以用它们来获取别人的财物。
他们听说，浙江和安徽两省就各有一名僧人——吾元和玉石——精通这样的法术，并且都已经招收了多民弟子，势力已经相当庞大。富尼汉提醒乾隆，妖术的源头虽然一个在浙江，一个在安徽，却可能产生于同一根源。这些术师门将自己手下的人派往各处并迷惑人们去剪辫子，也许并不仅仅是为了谋求财物。
乾隆对富尼汉的看法颇为赞同。7月29日，他向各省总督巡抚发出了一份紧急诏谕，宣布山东已经逮捕了若干人犯，但幕后主谋仍逍遥法外，他命令各地倾尽全力将那些大术师逮捕归案。
然而事情的发展却不像预想的那么顺利。到了8月中旬，两江总督高晋、江苏巡抚彰宝、浙江巡抚永清等向乾隆皇帝报告，他们并没有根据山东提供的线索抓到大术师吴元和玉石，虽然山东又逮捕了不少嫌犯，但谣言的发源地江南几省仍然一无所获。
不仅如此，接下来的数星期内，妖术活动还蔓延到了直隶和北京，这终于让乾隆对整个官僚及其的表现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9月7日，他给七省督抚发出了一道上谕，终于将剪辫与敏感的发式问题联系起来。到了此时，这些封疆大吏们终于明白了在皇帝眼中问题的严重性。
因此，不管事情究竟怎样，即使是为了自己的仕途着想，他们也必须在这场政治运动中有所“斩获”。于是，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内，整个中国变成了一个冤狱制造工厂。
在宁枉勿纵思想的指导下，各省共抓获了数百计的从事妖术活动的“嫌犯”，这些人又的被押往北京，有的被送到承德由在那里度夏的皇帝和军机大臣们直接审理。
然而最终的结果依然让皇帝本人十分失望，这些被抓的小民要么是被地方官员屈打成招，要么是被人陷害，要么是愚昧无知从事了割辫行为，根本与被怀疑的谋反网络没有任何关系，而传说中的罪魁祸首——大术师门仍然杳无音信。
到了10月底，历时3个月的除妖运动已经使官僚系统疲于被命。虽然乾隆本人表面上仍然要求各省不得懈怠，但其内心其实也对能否最终抓获妖首产生了怀疑。
洞悉皇帝心理的军机大臣趁机建议停止这场冤案百出的除妖闹剧，不过为了给处境尴尬的皇帝一个台阶下，军机处在发给各省的廷寄中将迟迟未能抓获主犯的责任归结为地方官员玩忽职守，对朝廷叠降谕旨敷衍塞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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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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